全球化为什么可行-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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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全球的层次上能否达成和实施，目前还是未得到解答的问题。不过，达成统一的世界碳排放税率，与达成统一的冻结经济增长的协议相比，可能性还是要高得多。在完成这样重大的目标之前，一个好的办法是取消那些对环境保护不利的政府补贴。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取消对农业中使用的杀虫剂和肥料的补贴，对商业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的补贴，以及对深海捕鱼的补贴。２９
其次，让我们谈谈贸易和环境的关系。批评者们说，由于开展贸易需要交通运输，而运输要消耗能源，因此贸易肯定对环境有害。但这样的联系显然是被夸大了。３０环保主义者提到的很多环境危害与贸易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国内贸易耗费的能源更多；森林砍伐主要不是为了发展出口，而是因为土地的缺乏和贫困（由于人们买不起商业能源，就会把木头作为燃料）；类似的，脆弱的干旱地区的生态压力也是人口过多和土地权利不明确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发展对外贸易都可以为人们获得比本地生产的更廉价、更环保的资源：能源和食品。
更糟糕的是，限制参与国际贸易对环境反而有直接的破坏。与农业保护程度较低的国家相比，受到严格保护的国家的单位农业产出使用的肥料、杀虫剂和能源更多。例如，与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相比，瑞士的单位土地面积使用的化肥数量要高出10倍。这种问题早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就被人注意到了，他指出，〃通过玻璃、温床和暖墙等手段，苏格兰也可以培育出极好的葡萄……〃类似的，疯牛病也是英国采取的集中饲养模式导致的结果，这种模式对肉牛来说，生存环境要比在阿根廷或者巴西恶劣得多。由高价格保护的农业在各种投入上肯定都更加密集，包括那些对环境有害的种类。
现在再看下一个论点，所谓全球化导致了各国在环境保护监管上的恶性竞争。它包含三个要点：第一是对外贸易鼓励了环境破坏型的生产活动的搬迁；第二是各国的监管程度存在差异，诱发了这类搬迁，这是很不合理的；第三是结果导致了恶性竞争的爆发。在评价这些观点的时候，我们需要首先弄清楚，此时是在讨论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环境破坏问题，而不是全球性的问题。
监管竞争方面的危险即使真的存在，也是被夸大了。首先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发达国家并没有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型产业。污染型产业往往是比较复杂的、资本密集型的部门，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监管标准更低，把这些生产搬迁过去获得的收益也很有限。还有，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国家经营工厂的方式并不敢有太大的悬殊，那样做的节约有限，却可能让自己遭到公众的谴责。出于这些原因，发展中国家在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份额并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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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2）
但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是出于环境监管政策的考虑，把企业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或者从国内的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那也可能是完全合适、对各方都有利的。激进的反全球化的批评者们的一个观点是，这会破坏地方的自治权。可是，环境监管方面存在差别恰恰是这种自主权的自然的表现。在处理本地的环境外部性问题的时候，收入、偏好和地理位置的差异完全可能让不同的地区或国家采取不同的环保标准。如果污染企业要从标准较高的地区或国家迁往标准较低的地区或国家，这个世界无疑会得到改善。高标准的地区或国家能够消费污染产业的产品，而不必在本地生产，同时低标准的地区或国家的经济能更加繁荣，以补偿它们对于污染的更大度的容忍。
对此观点的反驳是，企业可能利用所谓〃监管套利〃来破坏高标准的地区或国家的监管。这种危险显然是存在的，然而合适而正确的反应应该是：地区之间并不是处在零和博弈之中，某个地区如果在污染产业方面拥有比较劣势，那么就会在非污染产业上拥有比较优势。
而且在实际上，所谓环境监管发生恶性竞争的证据不足。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监管正变得越来越严格，部分是来自政治压力。３４实际上很明显，污染的大气和水源在吸引跨国公司的时候是很不利的条件，因为这会导致外国的职业人员不愿意前来工作和居住。显然，许多国家都发现，执行环境监管是困难的，因为当地的行政系统软弱或者腐败。但有两点很清楚：第一，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环境退化都与外贸无关，例如，德里在冬季由于燃料导致的空气污染；第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发展（这是受到鄙视的〃新自由主义〃或〃公司主义〃全球化时代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正如本书第二部分所讨论的那样，极大地加强了当地环境保护团体的游说能力。
在高收入国家，同样确定无疑的是，环境保护标准在过去二三十年正在竞相提高，而不是恶性竞争。随着监管的加强，地方的空气和水源的质量大有提高。如果还没有做到，经常是因为农业的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化肥的投入太多。布琼·隆伯格在《多疑的环保主义者》一书中举出了很多例子，表明在过去几十年里高收入国家的地方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３５批评者们可能以为，目前的监管标准还不够严格，但他们不能否认改善的大趋势。
最后我们再看看世界贸易组织的角色。批评者们指出，它在本质上是仇视环境保护监管的。他们所引用的证据是世贸组织中发生的一系列纠纷案例，例如，〃金枪鱼…海豚〃案件……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关于美国禁止进口用可能杀死海豚的渔网捕获的金枪鱼的争执；美国对委内瑞拉及巴西之间关于美国执行的清洁汽油标准的纠纷；还有美国对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关于限制进口用威胁海龟生存的渔网捕获的小虾的争执等。可是，在所有这些争执中，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的关贸总协定……都没有否定美国保护环境的权利，而是坚持认为：美国不能对国内产品和外国产品进行歧视（例如在清洁汽油的问题上），美国没有权利单方面决定何种行为方式，特别是在标准不合理的情况下。例如在有关小虾进口的案例中，美国禁止进口所有来源的小虾，包括人工养殖的部分，这对于海龟的生存其实没有任何威胁。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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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3）
在世界贸易组织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方面，存在如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各个国家是否有权利制裁其他地方采取的加工和生产方式（PPMs），发展中国家认为，这样的制裁既有可能严重干预它们的主权，又会带来严重的保护主义壁垒。要确定某个产品的部件和原料都来自哪里，并分析它们是否都符合进口国的环保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特惠贸易安排中的产地原则已经够糟糕了，加工和生产方式原则更是会形成巨大的障碍。有意思的是，即使环保标准是各个国家自由选择的，生产方式导致的环境影响也都是地方性的，那些鼓吹地方自主权的反全球化人士却一概否认这点。
第二个问题涉及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环境协定之间的关系。有的多边环境协定把贸易制裁纳入了推动环保的执行手段，这很可能导致各国的纠纷，虽然目前尚未真正发生过。如果协定的签署国对非签署国、但又是属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国家采取贸易制裁，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例如，京都议定书就包括了进行贸易制裁的措施，那么，如果使用世界贸易组织禁止的行动来对非签署国（如美国），进行制裁，就会发生很有趣的事情。３７部分的解决办法是，在这些多边协定中限制贸易制裁的规模，但它们对于环保目标的实现效果通常很有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珍稀物种国际贸易协定》（CITES），有人质疑，长期来看，禁止象牙贸易对于保护大象是否是有效的办法？在采用贸易制裁的时候，多边环境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之间必须达成某种协调。
第三个问题是科学证据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关于食品标准和环保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有关的措施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科学基础上〃。而批评者们声称，这个原则和预防性原则有冲突，因为预防性原则强调，不管是出于怎样不充分的担心，都足以行使禁运的权利。这给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一个普遍问题，下文还将涉及。但基本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完全有可能采取超出其合理规定之外的措施。一个国家显然不会同意伙伴国随意根据古怪念头实施进口限制，因为这会给保护主义打开大门。但世界贸易组织同时又有关于索赔的规定，如果某个国家的制裁不能得到科学的证明，就可以诉诸赔偿来弥补。
结论是，所谓贸易自由化导致环境破坏的论点全都缺乏证实。当然，对于环境外部性的控制的确要求采取目标清晰的措施，使得决策者明确自己的成本，对于应对气候变暖这样的全球性环境威胁也是如此。然而贸易绝对不是采取应对措施的主要障碍，障碍在于各国是否愿意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与生活中的高成本。３８由于最主要的排放国是高收入国家，特别是美国，因此它们的环境游说集团冲在指控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前沿，这就更加令人不能接受了。这些人在环保主义者中间的浑水摸鱼，或者说，正在忙于制造温室气体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环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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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4）
〃本地化主义〃的荒唐
全球化的批判者们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更好的方案，他们称之为〃本地化〃。根据这个设计，世界经济又会重新置于集权的控制下，不过是在地方的层次。〃在生产、劳动和市场能有效实现本地化的任何地方，这种方向都应该鼓励，并制定相应的规则。国际的、地区的和亚地区的贸易当然会继续存在，不过是作为最后的选择，而不是体系自身的目的〃。每个国家都有实现贸易平衡的义务，还应该实行有利于本地生产的歧视性政策，坚持这样的原则：如果某个企业希望在某个地区进行销售，就应该在当地扎根生产。４１他们的目标是结束由于远距离贸易和公司的迁移导致的〃残酷竞争〃，唯一例外的贸易品是〃少数经济作物、矿产，以及某些特定地方生产的奢侈品，如苏格兰威士忌等〃。４２这个体系根本的任务是实现自给自足，让每个地区和国家只进口那些〃它们不能合理地生产出来的物品〃。
这类把市场分解开的想法（从全球市场分解为区域市场，区域市场分解为国内市场，国内市场分解为地方市场）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首先是我们为什么要认真考虑这个建议；其次是在实际操作中该如何操作；第三是我们凭什么认为这样做在经济安全、繁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是值得的。
正如大卫·亨德森所言，提出这一建议的人们属于〃新千年集体主义分子〃，对于那些希望把经济生活重新置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