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代-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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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之心。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公司的忠诚，也日趋暗淡。很多人都同意：“干活太卖力不值得，因为老板只会利用你。”关于成功的传说——它们的光辉曾让几代年轻人心驰神往——如今明显开始失去光泽，连同勤奋和节俭的清教徒美德也是如此。那些值得信赖的老规矩似乎已经失效。20世纪30年代中期，托马斯？杰斐逊的大学①里的一位学生说：“我们认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登上顶峰。”　诸如此类的担忧，并不局限于年轻人。那些眼看着银行一家接一家关门大吉、辛苦积攒起来的钱被蝗虫之年吞噬一空的老家伙们也都说：“再开始存钱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已经陷得太深，我想，我们再也甭想出来了。”在一群将近400个失业的男人当中，半数人同意这样的观点：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幸运”或“门路”，而不是能力。在商业中，接受“粗犷的个人主义”①传统的人略少于一半，尽管在一群类似的有工作的男人当中，四分之三的人依然认可这种历史悠久的哲学。对很多人来说，这场灾难让人怀疑节俭的古训。有些人断定：储蓄的使徒们——银行家和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还有一些人则从哲学上反思：“你不能带走它”——这句古老的谚语因为1931年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而流行起来，并在5年后的一部深受欢迎的戏剧中发出了回声，这是乔治？S。　考夫曼和莫斯？哈特所创作的一部喜剧，说的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家庭一辈子过着快乐逍遥的生活。为什么烦恼呢？那些还有能力买得起书的人，使埃德蒙？雅各布森的《你必须放松》（You　Mast　Relax，）成了1934年最畅销的一本书，不久之后，他们又拿起了马乔里？希利斯的励志手册《享受独居生活》（Live　Alone　ａｎｄ　Like　It，1936）和《赞扬你的预算》（Orchids　on　Your　Budget，1937），在轻松愉快的漫不经心当中，混合进了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的国会鼓吹者）在他那个时代以他们单纯质朴的满腔激情所提出的那些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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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新的生活设计（4）　　　　　　　　　

　　对普通市民来说，这场灾难的洪水深不可测，它们滚滚而来，冲掉了古老的潮标，在祖传智慧的停泊处挣扎着。这个时代把质疑深深地带进了美国人的生活，比内战以来其他任何时期都要深。思想的条条框框，传统的陈词滥调，长辈的古老智慧，全都在书籍、杂志和私人谈话中受到了挑战。或许，归根到底，美国生活的许诺终究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宣传，是词语的暴政，或者是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但是，在年轻人动辄造反的同时，中、老年人却常常更加顽强地坚持古老的忠诚，特别是如果现状中有他们的个人利益的话——他们会奋起捍卫像苦干、节俭和个人进取这样一些真理，反对改变法律和政体中的某些方面，他们把这些方面与更幸福的时光联系在一起。然而，即便是在这个群体当中，贫穷的威胁也在发挥它的影响，正如汤森改革运动所证明的那样。　　　

　　因为，在经过两三年之后，失业已经进入了美国生活的机理中。它的严酷以及显而易见的毫无希望，可谓空前绝后。金融恐慌和银行倒闭，雨天和荒年，洪水和干旱，自最早的殖民者在这片荒凉偏僻的旷野上开拓文明以来，多少次来来去去。看起来，这次危机尚没有先例。贫困无处不在，失业的人被它逼到了绝境，如今感觉到了某种类似于幽闭恐怖症的东西。　　　

　　1932年，加利福尼亚州失业委员会文件中的一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差别。这位80岁的老人，正如他回忆的那样，自他1873年在纽约市参加工作的那天以来，经历了太多的盛衰沉浮，而且，“杰伊？库克公司的银行破产了，我的老板关门大吉，我丢掉了工作，成了一个流浪汉。……那年头，整个西部都向自耕农开放。那年头，大山里挤满了新家，以及正在开挖的新矿。那年头，全国各地都在修铁路”。　　　

　　他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一个护路工，打那之后，工作是稳定的，最早是煤矿工，后来是杂货商，直到1890年，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还算富裕的商人”。但是，1893年的金融恐慌把他洗劫一空，他再一次流落街头，成为一个流浪汉，直到1895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诱惑下，他设法筹到了足够的资金，去经营牧场。当他积累到可观收入的时候，生活再一次变得宽裕起来。如今，在垂暮之年，他又失去了一切，在心底里，他知道这是错误的，是不同寻常的。“没有一片像样的土地用来安家。任何地方没有一条铁路要修建。”他回忆道，“多年前，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了一篇声明：‘年轻人，去西部吧，与国家一同成长。’”现如今他就生活在西部，他会这样声称：“去西部吧，年轻人，然后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里。”像挪威的旅鼠①所做的那样。已经山穷水尽了。　　　

　　一个试图把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的人，往往会遵循下面几条路径中的一条。如果他把这样的境遇看做是机器取代人的结果，他可能就会心平气和地看待它，因为没有谁会跟一台机器生气。如果他归咎于自己或自己的糟糕运气，他就会滑向一条不归的失败之路。如果他把责任归到社会或经济体制的身上，他就会选择激进主义的岔道，走不了几步就会向左转。有人做过一项认真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跟女人比起来，失业使得男人更加激进。将近四分之一的闲人（比有工作的人当中多四倍）都同意这个观点：“革命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像“外国激进分子”这样一些观念，并且断言：“一个人应该欣然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　实际上，像这样的激进主义，大体上是朴素的，理论上是天真的。对于被商店所包围的贫困，普通人有着本能的愤恨，随着食品和农场窒息在他们自己的生产过剩之下，这种愤恨突然爆发了。1932年，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对一位社会工作者说：“这些日子，思考是危险的，请别烦我。”同一年，一位新闻记者走遍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城镇和偏远林区——所经之处，身边是一片废墟，造成这些废墟的原因是廉价棉花、工厂停产、银行倒闭、抵押物丧失赎回权，以及很方便地降临在华尔街的美国佬身上的其他不幸——他听到了人们咕哝着“革命”这个词。在新政初期，密歇根州的一位村民告诉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官员：　我不相信你在这家机构启动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情有多么糟糕。……他们全都说，如果事情变得更糟，而且并没有很快就发生点什么事情的话，他们就会来到缅街上，砸碎窗户，拿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不会欺负小店。他们首先会去找那些大店……没人愿意让自己的老婆孩子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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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新的生活设计（5）　　　　　　　　　

　　对于某些人的丑行，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主席丹尼尔？威拉德曾经在1913年沃顿商学院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过：资本主义已经脱臼。他还勇敢地补充道：“在我饿死之前，我会去偷。”　第二年春天，全国各地到处都出现了反饥饿游行，密歇根州的迪尔波恩市还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失业骚乱，导致了流血。离广泛的群众运动最近的途径是“补助金大军”。1924年由国会授权颁发给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调整后的补偿”凭证，要到1945年才能支付。1931年初，退伍老兵事务管理者向胡佛总统报告：大约有272；000个人需要救济。很快，国会在推翻总统的否决之后，就为这些补偿凭证提供了一笔贷款，但不久之后，“帕特曼提案”建议立即支付剩下的余款。　　　

　　为了游说国会议员，让这一措施获得通过，1932年晚春时节，大约12；000到15；000名退伍老兵，紧随俄勒冈州一支由失业罐头厂经理沃尔特？沃特斯领头的乐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华盛顿。他们藏身于联邦政府的空建筑内，或者在波托马克对岸的泥地上支起帐篷。联邦政府强调，他们的团体已经被少数共产主义分子和有犯罪前科的人所渗透。然而，事实上，是有人把所谓“左翼分子”的名头安在了这帮汹涌而来的流浪者们的头上。当参议院在6月16日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帕特曼提案”的时候，正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守夜的退伍老兵们强忍住内心的失望，振奋人心地唱起了《美国》这首歌。　　　

　　7月初，当国会投票决定为穷困潦倒的游行者们支付回家路费的时候，大约有5；000人离开了华盛顿。这个月的晚些时候，随着国会的休会，总统命令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让其余的人疏散。这些人与华盛顿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了两名退伍老兵的死亡。带着催泪瓦斯和刺刀的军队很快就驱散了那些掉队的人，他们撤回各自来的地方，或者加入了沿途（公路和铁路）被逐出者们的流浪洪流。有人在某些容易激动的圈子里听到了这样的谈话：老兵们将会遵循外国的先例，成为一场革命——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的先头部队，无论如何，这样的谈话被证明是愚蠢的。　　　

　　即使是在1932年最黑暗的日子，美国人依然坚信民主程序，这是人民满怀希望的习惯，是他们对“外国”煽动者的不信任。当美国公民渴望改变的时候，他们所指望的，必定是投票箱，而不是肥皂箱①。在不同的地方，在几个工业中心，不满在锅盖之下慢炖着：比方说，有工团主义背景的西雅图以及该市的失业公民联盟在1932年的活动；或者，城市信用达到枯竭之后的底特律以及开始浑水摸鱼的查尔斯？E。　库格林神父。但是在别的地方，人们以坚忍的意志接受了同样糟糕的处境。　　　

　　在纽约市，无家可归的人睡在地铁车站。1932年，在中央公园一个废弃的蓄水池里，一个被称做“胡佛谷”的著名的本地居民点在那里繁衍生息，这里的居民以变质的面包和市场的垃圾为食，他们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被空了一半的摩天大楼所围起来的曼哈顿的剪影。在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市（那里的炼钢平炉最近因为一家重要工业企业的进取精神而点燃），数以百计流浪汉挤在市政垃圾焚化炉所在的建筑里取暖。全国各地都有人住在废弃的工厂、侧轨上的货运车箱或者用废木料和敲扁的易拉罐所搭起的棚屋里。拖家带口的无家可归者往往聚集在市郊，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这些人都是没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到1932年夏天，很多社区把公共土地交给失业者作为小农场或菜园来耕作种植。例如，在印地安那州的加里市，有两万家庭在该市借给他们的土地上给自己种粮食。　　　

　　尽管官方反复保证，不会让任何人饿死，但在纽约市，1933年已知的死于饥饿的人至少有29个，而在全国各地，据报告，1934年之前有110个这样的死亡实例（主要是孩子）。而死于疾病、意外事件和整体崩溃的受害者则远远要多得多，就最后一种情况而言，饥饿是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在1928～1932年间，费城的公共卫生中心所诊断的营养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