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你的人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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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需要心态的开放
我在加拿大留学时，暑假曾在加拿大帝国银行项目贷款部实习。对于一个在大公司的实习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接触人，接触上级、同事以及来来往往的客户。因为实习生大多做协助性的事，通过接触人才能感受到大公司特有的企业文化熏陶，学会如何与上级和同事交往，如何在部门和部门之间沟通，以及如何对待客户等；另外要学到更多的东西，也必须得到那些正式员工的帮助。
第1章 心态开放（7）
但是，实习生往往实习完就离开，将来未必共事，因此，不少同事会“忽视”实习生的存在。这就需要实习生以开放的心态和姿态主动与人打交道，才能达到实习的目的。我在帝国银行实习结识同事的方法，就是每天在员工餐厅午餐会时去认识人，主动跟人聊天，并了解银行的工作。当时负责指导我工作的是一位肖姓加籍华人经理，我们的关系就处理得非常好，他精通银行业务，待人热情，也因此给了我不少的帮助。
我们生活当中常有的误区，就是把宽容当成利人损己，不愿意理解别人的难言之处。实际上，这是一种寻求长期利人利己的双赢战略。就算不能达成协议，不能进行合作，因为理解和了解，也可以为下次合作保留机会。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没有围墙的学校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到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书时的惊讶。当时惊讶的是一个很普通的细节，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被称为“加拿大的哈佛”，MBA教育排名加拿大第一、全球第十，但这所名校居然没有围墙，一座座古老的房子隐身于道路、树木、社区之间。
在国内，校门和门牌向来是竞比“硬实力”的重点。国内从中学到大学，鲜有不设围墙的学校，许多大专、中专、中学甚至采取封闭式管理。
后来，我游学欧美，发现不只是加拿大，美国、欧洲绝大部分学校都没有围墙，学校通常与社区融为一体，“哈佛园”可算是特例。美国的国会和白宫，也只用灌木或者铁艺间隔，并不阻挡建筑与社区的融合以及游人的参观留影。这也让我常常想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许多人常常问：中国学生为什么比西方学生普遍要听话、内向、被动、循规蹈矩、个性意识差、缺乏创造力？换句话说，为什么西方学生总要显得开放一些？
“围墙”就是回答。
中国从封建时代到计划经济时代所积蓄的“围墙”文化，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有客观的体制原因，也有许多主观原因：譬如基于私利，许多个人、部门、企业希望通过“围墙”形成自己的垄断利益。
当年为中国加入WTO经历唇枪舌剑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就曾举例说：行政审批和行业垄断中存在的问题是国家开放意识成为主流的最大阻碍，很多人反对开放常常是为了自己个人、部门、小集团的利益：“我自己做过那么多年的谈判，我感到在谈判当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掌握着审批权的那部分人，他们往往是反对派。”
我在中国侨联华商会的会长会上，经常与燕京华侨大学的校长华生见面。他甚至把中国经济学的问题都归之于我称之的“围墙”文化，他认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主流，即缺乏标准和规范，缺乏什么是好什么是差的比较和评价。”原因是：“从老一代经济学家开始，大家都有小圈子。”并且，“如果只是搞小圈子，自己关起门来弹冠相庆，不同门派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中国就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主流经济学。”
美国名校、台大与大陆大学的区别
逝世多年的傅斯年先生，学生时代是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教师时代曾做过北大代理校长和台大校长，他对大陆的大学与美国名校、台大的区别曾有过一些偏激却不失一些道理的比较，也可算是一家之言：
“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也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才。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也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才。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学术殿堂。在美国和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这也不奇怪，丛林里的猩猩猴子也是这样呢。”
“围墙”所防范的最大敌人，正是独立、自由、公平。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1章 心态开放（8）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认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就是独立和超越：“做事从个人利益考虑，作为普通人是可以的，但作为学者却不能这样。比如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不能只想自己的村子怎么致富，不能说你在北大，就只想着怎么让北大致富。学者要看得更远，超越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媚俗和媚上都不是严肃学者的态度。”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互为弥补。
这其实也正是我们个人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的核心追求。
作为一个较早回来的“海归”，我个人认为中、西方的教育之所以区别很大，不在于体制、文化，不在于人口众多等国情，更不在于个体的素质、天赋的差距，关键在于教育体制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心态，并不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变化，进而才有不合适的教育体制，最后导致了一个全方位的恶性循环。
心态开放者面对学生，会用疏导、引导、辅导的方式来使学生成才，因为这是个个性成长、多元成功的社会；心态保守者，则会使用堵、封、灌输的教育方法，这正是计划体制教育的表现。
心态保守者会喜欢建围墙，设“禁区”，使学生孤立在社会之外。因为担心学生遭遇“黄毒”，干脆没有性教育；怕教师和学生价值观出现问题，干脆行政支配专业和教学；怕学生不“长进”，干脆用一元化价值观灌输，甚至要求他们循规蹈矩，上课“认真听讲”，埋头笔记，下课“刻苦钻研”、“消化吸收”，不需要独立思考……
开放就要解放教育围墙中的自己
哈佛大学医学硕士、曾创立e龙公司并任首席执行官、现为爱康国宾集团董事长的张黎刚曾回忆：“我已经离开学校10年了，但是每次做噩梦都是在做考试题。我在哈佛的三年学习中，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天上课时，老师说，从今天开始，就不要为了成绩而上课了，因为到时只有10％的人拿A，10％的人拿C，其他人全部是B，哈佛从没有说过，这样就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在我爸爸妈妈看来，我是中国教育制度成功的模范。我爸爸是小学校长，我妈妈是幼儿园的园长，他们以我为榜样来教育小朋友应该如何学习。但是为了不打击我爸爸妈妈的自尊心，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我认为自己是中国教育制度失败的典型模范。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一直不明白我读的那些课程的意义，数理化每门成绩都很好，但是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兴趣爱好，对于地理人文也知之甚少，经常成语只能讲出一半。当初创立e龙网时，需要经常面对记者，但我的普通话太差、文法太差，所以还专门从北大请了一个获得演讲比赛冠军的学生给我上了一个学期的课。”
作为一个过来人，现在张黎刚对自己的女儿有三个期望：第一是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第二是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第三是成为一个卓越的人。
传统的教育方法正如我们驯养飞鸟成为笼中“玩物”的方法。十几年寒窗被“锁”，等到大学毕业再放向蓝天，这时大多数人内心已经有了一个“鸟笼子”。正如著名画家陈丹青所说：这种教育培养了大批“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的纸上谈兵分子、温室里的花朵以及书呆子。
每个人一生下来，都会被套上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笼子。从文化传统、时代氛围再到家庭背景，随后各种教育又会对我们进行洗脑，各种规则、文明、礼仪、道德则将我们进行驯化，久而久之，我们会形成固有的思维和学习规则。最终，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时代、环境、文化的奴仆，成为命运的奴隶。
所以，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感慨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很多人思考的逻辑都是自己设定的，上帝嘲笑的正是人们画地为牢的无知。
思维的围墙：凡事可不可以一分为三？
西方的教育很开放，鼓励学生大胆思索，不迷信任何权威、条条本本、真理主义。你不需要引经据典来说服别人，因为大脑是解放的，思想是自由的，重要的是表达你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第1章 心态开放（9）
我在北美留学时，有一次作业要我们写文章。由于以前在国内学习过辩证法，我总认为世间事物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因此，我在写文章中，就引用了这个理论做论据，我说：凡事都一分为二。老师看了这句话后，在旁边批道：凡事难道不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四？
每个时代的天才、强者、成功者，都是能够超越“笼子”和“围墙”，进而自主命运的人。
人生的围墙，来自于各个方面，时代和环境、主观和客观、先天和后天。综合起来无非两类：其一是自我个性、品质、能力、思维的内在围墙；其二是时代、环境、背景等外在围墙。
我们要克服自身的围墙，就必须开放心态，主动弥补关键性的短板。譬如一个胆怯保守的人，要增加勇气；一个爱冒险专断的人，需要学会多听意见。而要打破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的围墙，则需要我们开拓视野，多走出去看看。由于许多意识上的围墙从受教育开始就已经内置，因此，“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包括旅游和留学，都是很有效的途径。
留学换环境，打破文化围墙
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合伙人王兟则这样形容牛津读书的收获：“我想今后从事的管理事业，需要的不是尖深的学问，而是广博的知识以及思考、写作、沟通等多方面能力。更重要的是在西方接受教育，不应该只是为了获得谋生手段，而应该是为了解另一种文化形态的思维方式与社会价值。扎实的人文基础对一个人的生活修养和事业成功很有用。”
英国石油（BP）中国化工副总裁易珉认为，那些最有竞争力的人一定是：“深入了解多民族文化，善于捕捉多边机遇，具有多元化头脑；善于包容不同思想的边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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