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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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我国社会当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
这就要求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要通过认真学习党章、自觉遵守党章，牢固树立“八个为荣、八个为耻”的荣辱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时时刻刻做到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清正廉洁、无私奉献，不断增强学习贯彻党章、永葆先进性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广大人民群众作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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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风建设展示组织精神（4）
能否真正惩治腐败，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巩固，所以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开明君主，都有严惩贪官的措施。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不但认识到了严惩贪官污吏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采取了许多令百姓拍手称快的严厉措施，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操作方法。“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董仲舒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隋朝思想家王通也颇为赞同上述以德化人、以刑禁贪、以教为本、以刑为用的人治思想。司马光对这种宽严相济、教刑并用的思想作过明确而详细的表述。
精通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观点就是对“以教为本、以刑为用”传统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惩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需要以教育为主、以刑为辅的整风运动。
对于腐败分子，共产党还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包括新闻舆论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法制监督等，此外，建国五十多年以来，党中央对犯有腐败行为的人，始终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从“严刑禁贪”、“以教为本”到共产党的“先教而后诛”，这实际形成了良性的自我净化机制。对于任何政权来说，加强思想教育和严惩贪官污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有些贪官污吏而言，说服和轻微处罚都无济于事，只有制定出一定的刑法，对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给予严厉惩罚，才能制止他们继续为恶，才能制止腐败的蔓延。
第一章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
第一章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从长征看干部的重要性：有干部就有希望
一九三四年底，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红军周旋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强渡江河，飞夺铁桥，翻越雪山，穿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最后到达陕北完成了历时一年的长征。在此途中，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不足两万人，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长征损失如此之大，为什么说长征是党的事业上的伟大胜利？
其原因就在于长征保存了大批的干部，即那些经过千锤百炼，有着坚定的信仰和巨大生命力的优秀干部。正如红军长征到了懋功时，周恩来面对时任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的张国焘提出的中央红军有多少的问题时，自信地回答：“一方面军西征以来，几经征战，有些损失，现在还剩下三万人，但保存了一大批干部，有干部就有希望。”实践也证明正是依靠这些干部，才使得党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完成了党的伟大革命事业。
长征之所以是党的事业的伟大胜利，就在于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造就了党的一个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在长征中，中央红军在数量上减少了很多，但是经过长征的考验，保留下来的都是红军队伍中的骨干力量，数量上减少了，但质量上却提高了，外皮受到了损失，但内核却得到了保证。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长征铸造了干部队伍这支核心力量，保留住了干部队伍这个战略资源，因而长征是胜利的，是党的事业的伟大胜利。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党的干部队伍是党的核心。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长征的评价，他们的态度，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思想，正体现了“干部是核心”的干部管理思想。
在企业中，干部管理，作为管理职能中的组成部分，在整个企业中的地位，已由过去的行政支持地位，上升为与企业长远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战略性的重要位置。一个企业的成与败、兴与衰，无不与“干部”有关。
现代管理学普遍认为，要搞好一个企业，需要干部资源、物质资源、财力资源和信息资源四大资源。其中，干部资源，简单地说也就是干部队伍。在企业所需要的四大资源中，干部资源，也即干部队伍是最重要、最为活跃的，它可以迅速转变为其他三大资源，而其他三大资源要转变为干部资源则速度较慢，干扰因素较多，有时甚至无法转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著名企业家，包括“钢铁大王”卡内基以及我国商界传奇人物史玉柱都说过“把我的厂房、机器都拿走，只要留下我的‘干部’，几年以后我又是一个传奇。”的原因。这种认为“只要把‘干部’留下，我就能再造一次辉煌。”这里所体现的正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面对长征的堪忧局势表现出来的“干部是核心”的战略眼光，以及把“干部”提升到组织的战略性地位，把干部队伍视为战略性资源的思想。
企业能够保持持续发展和改革，达到更高的业绩，关键的因素不在于企业老板，而在于企业是否拥有一批懂经营、会管理、善沟通、愿拼搏的干部。干部能够按照战略的要求，组织企业的财力资源、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将这些资源进行整合。他们是企业愿景、战略决策、组织方案的有力执行者和组织实践者。
在红色政权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党经历了无数次的劫难和考验，在这些腥风血雨的考验中，党始终能够抓住干部队伍这个核心资源、战略资源，管理好、关心好、爱护好干部队伍这个关键性、决定性力量。因此，哪怕在革命遭受挫折，有所损失的时候，因为党牢牢掌握了这个核心力量、这套战略资源，而能够始终在战略层面上保持胜利的态势。
干部是各项工作的骨干
“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确定后必须有懂得党的路线政策的干部去实现，否则再好的路线也会落空，而不能产生预期效果。因此，党的干部是党的各项工作的骨干，党的历史任务的完成依赖于优秀的干部。”这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作的精辟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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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
在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中，就指出了“必须有懂得党的路线政策的干部。”这即是有质量的战略要被执行层所理解的问题。光有质量可靠的战略还不够，要将战略推进、执行，还要靠执行层对战略的深刻理解，靠干部队伍，靠人力资源，才能将战略分解成具体工作，落实下去，产生预期的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即依靠人民，坚持游击战，创立敌后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八路军和新四军先后挺进敌后，创立敌后根据地。一一五师主力在聂荣臻的领导下，建立晋察冀根据地；一二零师在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建立晋西北根据地；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的率领下建立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另外在晋西南、山东、华中等地区都创建了根据地。正是由于这些领导干部对路线的深刻把握才使得党制定的抗战路线能够得到落实，从而保证了抗战胜利。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提出的一个符合国内外形势的优秀战略，好比企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产品生命周期提出的一个适时的发展战略。要将这个战略推行下去，就要求执行层理解这个战略，并接受这个战略。
为了推行这个战略，中共中央在冯家村召开的是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目的就是让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他们这些干部参加会议来讨论战略，让他们深刻地理解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由于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当时联合抗战的需要，符合国内外形势，同时是发展红色政权的需要，符合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他们所领导的红色区域的形势，因而战略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保持了战略决策层与战略执行层的高度一致。正因为干部管理在战略执行的关键环节上得到落实，根据地建设战略推行才能在敌后地区遍地开花。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制定了新的战略任务，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部署，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相继由内线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四个纵队12万余人于山东省的临濮集至张秋镇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发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鲁西南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在友军的配合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完成了一次无后方依托，以长驱直进插入敌人战略纵深为特点的行动并初步完成了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
8月，陈谢大军在晋南、豫北交界处南渡黄河，纵横河南、陕西，建立了39个县的民主政权，完成了在豫陕鄂地区的战略展开。
9月，陈粟大军进入豫皖苏平原，实行分散作战，到11月中旬建立起25个民主政权，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并完成了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展开。
至此，三路大军驰骋中原，呈品字形插入国民党统治心脏，直接威胁南京和武汉，为战略决战以至整个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战争的战略大反攻，是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的符合当时战争形势的军事战略，而刘邓大军、陈谢大军这一批干部正是实现这个军事战略的关键，是执行党的路线的关键。实际上，干部同时具备了高层的战略理念、中层的执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