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艰难地走向自由-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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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文字】
20世纪50年代初是准备时期，南非各种族人民团结一心，筹划国家未来的伟大日子即将来临。
1955年6月23日，南非人民大会召开，一场号召民众发出自由呼声的运动，至此达到高潮。参加人士包括：农民和矿工、家庭主妇和家政员工、工会成员、出租车司机和学生、体力劳动者和办公室职员。他们在数以百计的各种集会上做出决议，写下他们对自由的理解，然后选举代表，前去参加大会，讨论并通过了《自由宪章》。
《自由宪章》规定：
“南非属于居住在此的所有人，包括黑人和白人。任何政府若不以全体人民的意愿为基础，即不得宣称拥有合法治理权
“人民应治理国家。
“一切民族群体应拥有平等权利。
“国家财富应由人民分享。
“土地应由耕作土地的人共享。
“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
“所有人应享有平等的人权。
“应有工作与保障。
“学习与文化的大门应打开。
“应有住房、安全与舒适。
“应有和平与友谊。”
曼德拉等人在文章中，对这些家喻户晓的简单要求做了详细的阐释。
雷切尔穆斯，53岁，她与丈夫在克鲁格斯多普居住了32年。在此期间，她丈夫为克鲁格斯多普市政府工作，月薪7镑10先令。他们共有七个子女，大的19岁，小的2岁。其中四个在克鲁格斯多普；一个在班图中学读初中毕业班，三个在上小学。
第16节。
穆斯因酿造啤酒被判过几次罪。由于这几次判决，根据《原住民城市区域法》相关规定，她被确定为行为不端者，因此被拘捕，由克鲁格斯多普的原住民事务助理专员处理。她被捕之后，尚未受审，丈夫便突然倒地，去世了。
后来，专员认定穆斯行为不端，下令将她驱逐到利赫滕堡。她处境凄凉、伤心欲绝，抚养七个孩子的重担还压在她肩上，这位年长的妇女被迫离开家乡，与自己的子女分离，到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里讨生活
1952年6月，我和其他五十位朋友一起，在约翰内斯堡参加藐视运动时被捕，后被送往马歇尔广场。就在我们被推搡着押到院子里的时候，一名“犯人”被一位年轻白人警官狠狠推了一把，摔下几级台阶，伤了脚踝。
我表示抗议，那位警官就像个牛仔那样，在我腿上踢了一脚。我们都很愤怒，开始示威。高级警官们到院子里查看时，我们希望他们查看受伤的犯人，并要求立即治疗。他们敷衍说，让我们明天再重提要求。结果，萨缪尔马凯伊就在牢房里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翻来覆去，呻吟不已。那些人的职责是保护和捍卫法律，却有意打伤了他的腿，然后又恶意地不予以治疗。
1941年，一个非洲小伙子在约翰内斯堡面见原住民事务专员，他面临的指控是未能根据以上提及的“法律”，就自己的经历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他去年已经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有几门功课还很突出，他原打算到开普省去读高中，后来却生了病。
这个小伙子听从家庭医生的建议，决定在亚历山大镇的家中待一年。警察要他证明有足够、合法的收入来源，能够维持生计；他解释说，自己还是个学生，靠父母养着。然后，他就被捕了。当局下令将他作为无业游民，送到利尤克普农垦场劳作六个月。这道命令后来由最高法院搁置复核，但那时候，小伙子在监狱里已经待了七个星期，本来就很弱的体质受到了严重影响
非洲人的家园遭毁、亲人离散，孩子被迫离开母亲，囚犯遭受虐待，一有捕风捉影的小过失就被强行关入农垦场。以上不过是几个例子，种族歧视的种种暴政和实际罪恶远不止于此，还要加上政府欺压人民的成千上万的恶行：剥夺非欧洲人的自由公民权；抢夺民众的土地和家园，以满足贪得无厌的欧洲土地大鳄与工业资本家；非洲劳工因为“不尊重工头”而被欧洲农场主鞭打或谋害；非洲工人放下工具、罢工维权，就会遭到警察的毒打，然后被投入监狱；鼓励人民鄙视、仇恨非欧洲民众，煽动白人与非白人之间、不同非白人族群之间的种族歧视；将非洲人分裂为相互敌视的部族；挑动族群或部族相互攻击；禁止工人积极分子参与民众组织，将他们禁锢在某些限定区域。
这一切恶行，都被这个国家的矿业与农业特权集团当作武器，以维护他们的利益，避免有组织的群众斗争进一步发展。对他们来说，只要能达到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而这一目标就是为矿业巨头和农场主制造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因此，他们才毁坏百姓家园，将人们从城市驱赶到乡村，以保证农场上有足够的劳动力。也因此，反对政府的非欧洲人才会受到如此残暴的对待。
在这种环境下，有出色学业的非洲青年，不是国家的骄傲，而是对当权者的严重威胁。因为他们也许不愿意钻到深不见底的地下挖矿，那些挖矿的人最后把肺都咳破了，而矿业巨头们却发了财；他们也不愿意为了一丁点儿口粮，到农场上去挖土豆。
然而，这些方法并没有达到目的。的确，这些恶行吓住了某些群体和个人，偶尔甚至会破坏或暂时挫败我们的计划与方案。但人民追求解放的斗争并未因此停歇。
民众中诞生了勇敢的斗士和组织者。人民也越来越意识到，所有民主力量，无论其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都必须团结起来。
各人民组织利用这一形势，启动了一项全面计划，促进相互合作，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最近，由各种族、各行业的民众通过的《自由宪章》，已经成了未来行动的纲要。
然而，统治这个国家的法西斯当局面对这种局势，不会束手待毙。内阁部长们正以质询权与仲裁权做武器，要打垮对手与敌对组织。他们试图建立一个一党独裁的国家，其实质就是将国民党与国家权力等同起来。一切反对南非国民党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反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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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国民生活的每个层面，都要服从该党维持权力的需要。宪法上的各种保障都被扔到了九霄云外，个人的自由遭到无情压制。如果解放运动继续推进的话，私刑和集体迫害也就成了他们顺理成章的武器。
贝尔森与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的幽灵，正在南非上空飘荡。南非人民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将它驱离。我们必须在各种局势下，提高民众的理解水平。
如果一切对民众组织的攻击、一切歧视性的政策——无论是《工业调解法修正案》、《班图教育法案》，还是将有色人士进行分类的措施——都能变成我们的集合点，围绕它们建立联合阵线。如此，贝尔森与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的幽灵，就永远不会落在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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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
02对土地的渴求
【背景文字】
曼德拉的家乡特兰斯凯，是南非最大的农民居留地，也是土地需求与农民不满最为集中的地方。这篇文章讨论了在乡村组织农民的问题。
特兰斯凯区面积辽阔，除去交易场所和市镇，土地超过四百万摩根⑨，非洲人口在三百万以上。与其他所谓的“原住民居留地”相比，这块地区是整个南非联邦最大的“居留地”，也是全国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储备区。根据官方估算，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区雇佣的非洲人，有三分之一来自特兰斯凯。
因此，这片地区举足轻重，支撑了那个最邪恶的剥削系统——金矿。奥兰治自由邦发现金矿之后，南非金矿业持续发展，对劳工的需求越来越大。此时，南非联邦每年约流失一万名工人到中非联邦工作。
劳工紧缺，迫使南非金矿业主将注意力转向各居留地，想方设法胁迫所有成年非洲男子到矿区去找工作。招募劳工的机构，不再满足于像以前那样仅仅纯粹地与酋长、头人们商议。他们特别关注村落聚会、酒会，成年礼仪式尤其受到关注，他们对村落首领和酋长说，只要签下金矿合同，名声和财富就会接踵而至。村庄和农耕场所常常免费放映电影，以展示矿区“无可挑剔”的工作环境。
和平游说的方法未必能够招募到足够的劳工，于是当局准备了更加严厉的胁迫手段。为了保证稳定的劳动力供应，他们打算实施所谓的“复原方案”、征税，并强迫人们接受部族统治。
在这场卑鄙的胁迫游戏中，“复原方案”是矿业主和农场主的王牌。1945年1月，在威廉王镇召开的西斯凯总理事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当时的原住民事务大臣D。L。斯米特博士提出了该计划。根据斯米特的陈述，计划有两个重要特点：将畜牧业限制在土地的承载能力范围内；同时对居留地进行重新规划，让居民最充分地使用土地。
斯米特又说，重新规划的主要目标，就是区分居住区、耕作区与畜牧区，让每块土地都能发挥其最大的用途。有些非洲群众定期在工业或其他领域工作，因此不能有效利用常规分配的土地，那就建立农业村，为这些非洲人家庭提供住处。
实际上，计划的真正目的，是增加居留地农民大众对土地的渴求，使他们陷入贫穷。主要目标是制造出一支流动劳工大军，定居在居留地的农业区域，远离城市。当局希望执行“复原方案”后，假以时日，居留地的居民就会被连根拔起，与他们的土地、牛羊彻底割裂，只能完全依赖工钱过日子。
劳工们在工作中被束缚在工作区中心的建筑里，回乡后住农业村的房子。当局希望这样就不会出现一个紧密团结、勇猛有力且敢于表达诉求的非洲工业无产阶级，避免他们获得政治鼓动与斗争的基本技能。统治者真正需要的，不过是一支温驯柔弱、没有组织、不敢说话的劳工大军。
胁迫非洲劳工的另一个方法是征收人头税，也称为普通税。塞西尔罗兹在老开普殖民地开征人头税的时候，就明白无误地公开宣称，人头税的主要目标是保障廉价的工业劳动力，这个目标迄今还没有变化。
1939年，议会决定让所有逃避人头税的非洲人通过劳动予以补偿。当时的财政部长还说过，这样的安排会让农场主们受益。其实，只要引用一些数据，就能清楚地看出其受益程度。根据1949年官方的《南非联邦年鉴》，当年因普通税被捕的非洲人达21381人。更早一些，约翰伯格在《黑人的负担》一书中提到，每年因不交人头税而被逮捕的非洲人约有6万名。南非国民党上台后，抓捕非洲人的情况更加严重。在居留地，酋长、头人、骑警与法庭文员每天在乡村巡查，寻找逃避税收的非洲人。因为担心被捕，数以千计的非洲人被迫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