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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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自然演变的过程中，新设施添加进已有设施。正因如此，我们的实际行为和决策会受到大脑不同系统的合成驱动，而有时不同系统会受制于固有的紧张关系和冲突结果的影响。为了说明这一点，研究者举出一个经常存在于中枢边缘系统（你们多数人和我会称之为“情感大脑”）与额叶前皮质（“分析大脑”）之间的冲突。
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是行为金融学领域的一个开拓者，因出版《非理性繁荣》一书在国际上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对上述观点做了很好的总结：“人类的头脑强大得不可思议，它可以进行令人眩晕的计算，但有时也很愚蠢，会犯下低级大错。”17
变化很难，诚不足怪
如果你对科学研究的细节及其在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真正感兴趣，你应该参考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这类地方已进行的有趣研究。这些机构的研究包括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术（MRI），评价大脑在处理即刻报酬与延迟报酬之间的选择时如何工作。18 对于我们这些不专门做这类研究的人来说，可以带回一个简单但强有力的研究发现：我们辨认和快速适应结构性巨变的能力会受到很多顶头风的阻击，而这些顶头风均行进在传统的“市场不完全”观念之外；这些顶头风与一些基本的关于我们大脑如何运行的因素有关。的确，在出现前面讨论的异常现象的情况下，投资者大脑的分析部分可能会非常拥挤，因此而相当容易地为情感部分所征服。
碰撞 第三部分（10）
这些见解也涉及人们思想有限开放和缓慢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现象。的确，结构性变化落在很多人的舒适区域之外。毕竟，按照定义，这些变化很难识别，因为我们趋向于使用后视性思考框架。反过来，延迟识别变化又放大了变化造成的混乱。
2007年10月，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在她就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典礼上，谈到大学如何应对挑战的问题。大学在强调教学之外还强调研究，根据大学的定义，其固有的目标在于扩展知识。而知识的扩展必然对先前的知识、已有的权利和普遍的看法带来某种类型的变化。
在10月那个有风有雨的一天下午，数以千计的人站在哈佛校园（Harvard Yard）倾听福斯特校长发表就职演讲，她让我想到变化来之不易…甚至对一所大学来说亦是如此。下面是她的一段有关变化的演讲词：19
就其本质而言，大学培育一种求变的文化，甚至是不守规矩的文化。这是大学为未来承担责任的核心所在。教育、研究和教学总是关乎变化…当人们学习时，它们改变了个人；当我们的追问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时，它们改变了世界；当我们的知识运用到政策之中时，它们改变了社会……知识的扩展就意味着变化。但变化常常使人感到不适，因为变化总在让你有所得的同时让你有所失，让你有所发现的同时让你的方向有所迷失。正如马基雅维利曾在书中所言，变化没有支持者。然而，当面对未来时，大学必须拥抱令人心绪不宁的变化，因为变化对人类理解世界的每一点进步都至关重要。
我们当中若有人觉得拿更世俗的例子补足学术见解很有益处，可以思考1984年由米洛斯·福尔曼执导的轰动一时的电影《莫扎特传》（Amadeus）中一个精彩场面。年轻的莫扎特在给皇帝约瑟夫二世演奏自己新谱写的一首乐曲。表演完这首令人叫绝的乐曲之后，莫扎特转身面对皇帝，看他有什么反应，出席这场皇家演奏会的其他人也静等皇帝发表意见。皇帝看起来被莫扎特这首才华横溢的乐曲的新颖和复杂弄得莫名其妙，很礼貌地回应说：“亲爱的年轻人，不要太使劲。你的作品富有创意，它是上乘之作，但就是音符太多。就这个缺点，音符太多了！”
这位皇帝没有能力（或许也没有意愿）将才华从噪音中或按照他的说法从“太多的音符”中区分开来。的确，倘若听任其便，他无意中会毁了后来证明是一首音乐史上有着重大进步的乐曲。幸运的是，其他在场的人辨认出了变化，实际上是他们让这首乐曲逐渐持久地扎下根来。
正因如此，今天投资者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在其他方面有效的市场面对结构性巨变会迟迟做出调整，也不是为什么投资者在反应功能方面可能有差异。关键的问题是出现这些情况之后会发生什么。
多重均衡
我们确立了投资者错失转折点并由此延迟做出反应的可能性之后，便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会如何演化的问题。世界只是简单地在新的均衡状态下重新启动，尽管重新启动已经延迟，还是调整过程本身会受制于某些变化莫测的因素？而且，如果可能是后者，那么在此期间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对实际的（而非理论上的）金融市场演变已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有时会借助多重均衡（multiple equlibria）的概念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一概念回避具体的一一对应关系，转而强调更加复杂的互动关系及其后果。多重均衡的概念在近期的行为金融学研究中得到了支持…具体而言，“套利限制研究”（limits…to…arbitrage studies）表明市场经常会偏离均衡状态相当长一段时间。即便在“理性”参与者与其“非理性”对手进行互动（因而可以抵消对手的影响）的时候，市场偏离均衡状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现象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在市场未能就明显的结构性误定价进行套利时最为显着。20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碰撞 第三部分（11）
多重均衡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多重均衡会容纳反馈环（feedback loops）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ies），将这两者作为重要的驱动因素。简单说来，一个“越限事件”（threshold…crossing events）会触发一种反应，而这一反应又提示和激活另一组若不出现“越限事件”便处于休眠状态的反应。当这一过程出现在本章较早时候讨论的那种类型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情况下时，你很容易看到这一过程如何会变得更加有趣。
听起来很复杂，是吗？如果你思考一个很小的事件可以造成显着的情绪转换，这就不复杂了。运动迷总会辨认出这种现象，因为他们已见过一些形势发生重大改变的比赛，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出现后通过瀑布似的动态过程最终改变了比赛的进程。在橄榄球赛中，单单一次进攻就能“扭转潮头”、“将观众重新带入比赛”、“给进攻的球队注入能量”，或者“起到叫醒服务的作用”。
多重均衡瀑布似的动态过程对于和自己孩子在沙滩上玩堆沙丘的父母来说也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在一段时间里，过多的沙粒会从不断堆高的沙丘的边缘滚落下来。然而，在某一个阶段，只是再加上一把沙粒便可以让整座沙丘垮塌。登山者会告诉你，积雪只要出现一点点移动，就可能引发一场雪崩。而且，生活中总有压断骆驼背部的稻草。
这一切的核心是为全书提供一个共同链接的现象：一个导火索最终会加速稳态转变。
触染效应
多重均衡现象也可以解释，当政策制定者面临可能出现瀑布似的激荡的流动性问题时，他们为何会理性地做出过度反应。毕竟，从单一均衡动态到多重均衡动态的框架转换，意味着预测到结果的精确发生序列会困难得多。正因如此，政策制定者反应不足造成的下方风险（downside risks）就变得具有实质性。
我在前面提过，始于2007年夏季的流动性紊乱发生之后，有两个鲜明的例子可以说明政策制定者理性地过度反应的现象。第一个例子来自英国。北岩银行挤兑风潮致使英国政府为所有英国银行内的存款提供担保。换句话说，一家特定银行出现一种期限不匹配的具体问题，促使银行系统内所有存款获得了担保…而且这种担保行为是在英国政府充分知晓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做出的。用多重均衡的行话来讲，英国政府急切地想将一种可能性降至最低，这种可能性就是北岩银行稳态转变可能造成其他混乱，而这些混乱会受到最初并无任何基本面支持的自我实现预期的火上浇油的影响。
第二个例子来自美国，美联储于9月下调利率的幅度超过市场预期，令市场惊讶不已。此后，美联储又一再出乎市场意料地削减利率，包括2008年1月22日在其公开市场委员会两次例会之间极不寻常地将利率大幅下调75个基点。这些反应同样也受到一个愿望的驱使，尽管这个愿望没有实现：美联储想阻止一个具体市场的紊乱发展成一场普遍的信用紧缩，他们担忧普遍的信用紧缩会削弱总体经济活力，增加失业率，给人们造成过度困苦。
美联储在实施这些行动的同时，还发出一个信号，即美联储在制定应对政策的过程中会寻求“保险”。正如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向国会所陈述的，“我们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另外采取必要的实质性行动，以支持经济增长，为预防下方风险提供恰当保险。”21 同时他也强调美联储的政策制定机构“必须格外保持警觉和灵活性”。在此，他们的动机仍是想阻止一个特定市场的紊乱发展成更普遍的动荡。这一货币政策反应同时伴有美国政府的财政和准财政行动，政府行动旨在抢先阻遏住房抵押品赎回权取消的浪潮以及与之相关的住房价格和消费者信心的骤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碰撞 第三部分（12）
多重均衡和触染效应（contagion）的概念可以让我们更易理解诸如经济周期、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之类的话题。我第一次偶然碰到这两个概念大约在25年前，当时我正在观察新兴经济体的市场。说具体些就是，我看到在一个特定国家和（或）地区发生的一次危机往往对其他国家造成附带损害，而这些国家最初未必具有相同的危机条件。22
当时，新兴市场的世界尤其会通过以下三个截然不同的传播途径，易受触染效应和多重均衡的影响：
经济途径：新兴经济体为创造外汇以满足其债务支付，需要通过出口进入工业国家；
融资途径：新兴经济体实际上依赖能够筹集新的融资，为到期债务提供滚动支付；
技术途径：在那个阶段，战略（专门针对新兴市场投资的更加稳定的）投资者的资本流量窄而少，新兴经济体为了超越这种状况而利用策略投资者非常重要。
这些途径必然包含极大的相关关系。毕竟，这三个途径本身是相互关联的：一次经济紊乱就可以减缓跨境资金的总体流动，而且在减缓的过程中，也会吓退策略投资者，使其退出对新兴市场的风险暴露。另外，这三个因素中的每个因素必然使单个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相关性。
我首次接触到新兴市场的影响是在1982年夏季。我从牛津大学旅行到华盛顿特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为期3个月的实习。这个时候，“新兴市场”和“新兴经济体”的说法尚未进入公众语境。相反，人们谈论的多半是“发展中国家”，尽管“欠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两个较老的提法此时仍然经常提到。
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