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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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分分秒秒地挨过，大家围绕在老先生病榻四周，正在危疑绝望之际，有位医官不经意听见老先生嘴中似乎在念念有词，非常吃惊地告诉我：“翁副官！快来听听看，老先生好像在说什么，你应该可以听出一些什么来吧！”
在大伙全都一阵茫然的这个节骨眼上，医官的这个发现，无异是在最黑暗的世界角落，给大家一线曙光。
我立刻凑近老先生的嘴巴边，细细听着他有如呓语的每一个字……
我把自己听见的毫无保留地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从大家的表情可以发现，大家的眼眶都已经泛红微润。
“总统”六号病房
皇天不负苦心人，卢光舜终于在美国找到享誉中外的余南庚博士，救命如救火，两人不做任何勾留，立刻火急赶回台湾，这已是7月27日，距离蒋介石昏迷，已经是三四天了。
世界顶尖的医生既然已经请了回来，接下来就是要赶快为蒋“总统”做最妥善的处置，让他尽快恢复知觉苏醒过来。余教授的来台，无疑给了“总统”医疗小组最有力的后盾与支持，大家心中原本的那块巨石都不约而同地放下。
余南庚不愧有权威风范，他一到中兴宾馆后，就检视了一遍医疗小组为“总统”做的一些处置，他十分镇定地说：“你们的处理非常好。”接下来一切的医疗计划就由他来统筹策划。
余南庚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医师，来台湾的日子，我们从来没见过他有什么假日，他被安排住在圆山饭店，每天一大早就从圆山赶到蒋“总统”的病榻旁，不仅诊断细心，而且更是全心投入，可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他回来以后，老先生虽然没有马上就苏醒过来，但是，却有了相当程度的起色，使得宋美龄和众医官对他信心倍增。
经过几天的全心照料，余教授认为老先生在阳明山中兴宾馆治病，显非万全之策。第一，这里距离荣民总医院至少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如果有什么急要的情况，比如要到“荣总”拿药，就十分不便。当时，在老先生昏迷之初，官邸特地派了两部车，并且由两位侍卫人员专门负责于中兴宾馆和“荣总”之间，两地来回跑，有时候还是不很方便，况且有些大型器材，实在搬运不便。
1972年8月5日的深夜，我们奉命做好一切工作，准备把老先生送到荣民总医院的“总统”专用六号病房。
之所以选择深夜时间，有两个最重要的考虑，一个是因为深夜时分，阳明山仰德大道的来往车辆较少，比较容易做局部交通管制；其次，也是为保密的考量，毕竟，蒋“总统”是台岛“独尊”，如果他得重病而且正准备做心脏大手术的消息一旦外泄，传到外人或是有心人耳里，难免要制造一些口实，让人做“动摇士气军心”的不利宣传。
移床入院行动，在严密的部署下，默默进行。
5日的晚上大概6点过后，军警已将阳明山到石牌荣民总医院沿路全面封锁，不准任何车辆出入。
为了让蒋“总统”在移动的过程中，平顺安稳，“总统”医疗小组特地调来一部簇新的大型救护车。这部救护车是当时“三军总医院”从国外进口的一部新型车辆，不但设备先进，而且行驶的时候格外平稳，不会有过于晃动的缺点。这部车总医院根本还没启用，就被官邸征调来作为老先生的专用救护车。
夜色中，我们小心翼翼用担架把老先生抬上救护车，戒护的侍卫人员和往常一样，组成车队，保护老先生一路上的安全。
8时许，载送老先生的救护车和随护车队，从阳明山中兴宾馆缓缓驶出，我们奉到上级的任务指示，基于老先生是严重心脏病的病患，所以，在运送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有一丝的大意或是一点点的颠簸，否则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他的病情。
为了慎重起见，余南庚亲自率领医护人员，随车一路护送，以防有任何突发状况发生。
此外，一路上，从前导的开道车，到载送老先生的救护车和随扈车队，全部都保持在车速约10公里以下的超低速前进，那样的速度，真可说是像蜗牛爬行似的。在那条漫漫的仰德大道上，老先生的病榻在深沉的夜色中，缓步向前，短短的十几公里路，以“总统”车队平日的行进速度，根本只须十几二十分钟，可是这一趟的随扈竟然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到晚上9点多钟，才抵达荣民总医院的第六病房。当时，“荣总”四周可以说是处在半戒严状态，在一般门诊部门看病的人潮已经退去，去住院部门探病的人们也被支开，必须从另外的门出入；而六病房附近更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其目的就是不希望“总统”蒋介石住院的消息外泄，以免成为别人攻讦的口实。
六号病房是当年特地为老先生而设置的一个特别病房，完全和“荣总”的其他部门隔离，内部的医疗器材可以无止境地添置，如果有任何需要，尚可以从其他医院借调医护人才和新装备器材，供老先生治病之用。事实上，在“总统”身边人的心目中，只要能够把老先生的病治好，即使花个几千万甚至几亿台币，那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在六病房，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经费非常宽裕。
不但“总统”病房的设备一流，就是在病房陪伴的亲人房间，也做了充分准备。老先生住进六病房后，为了方便放置比较多的医疗器材，我们把病床从病房移到客厅，老夫人和孔令伟各自住一间房，蒋经国则住在病房内的另一间小房间，我们当然是因陋就简，就在医疗室摆了6张行军床，连护理台上也有我们的铺位，整个六病房的外围，和老先生去“荣总”做体检时一样，也有严密的警卫人员24小时警戒，光是所有的警卫人员和车队人员，就占住了半间的“荣总”餐厅。
虽然人在“荣总”，可是蒋介石吃的特别调制的流质食品和宋美龄等人吃的餐饮全是由士林官邸烧好送去的，而我们则是由“荣总”代办餐饮，吃在“荣总”，睡也在“荣总”。
在余南庚的领导下，成立了“总统”医疗小组，连同原来的5位医官，加上6位新任医官，“总统”医疗小组一共有11位，当然是以心脏科的专家为主体。从7月22日到8月6日，我们副官整整忙了两个星期，几乎是24小时随侍在侧，大家早就忙得精疲力竭。以我来
说，我的牙床在8月初就感觉浮肿疼痛，所以，一到“荣总”的隔天，我就到“荣总”牙科挂号，和医生约好时间，便立刻去看病，医生看了看我的牙齿，毫不迟疑地说：“你怎么了，牙床肿到这样才来？”我只好苦笑，说大概自己的火气太大了吧！结果，医生的诊断是需要立刻拔除以免后患，牙拔了人也比较舒服，可是，照顾蒋老先生的任务却才刚刚开始。
*第九章：蒋介石之死
1972年可以说是蒋介石健康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不是“总统”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官邸上下同心协力的尽心照料，他的年寿不可能会延长到三年后。但是，无可讳言，老先生本身的强韧生命力和坚忍不拔的求生意志，是他能够从昏迷险境苏活转来的重要契机。
“总统”医疗小组
曾经不只一次有外国医学专家告诉“总统”医疗小组的成员：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地区或国家，能像你们这样，为了拯救“国家元首”的生命，可以动员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使美国总统恐怕也不可能有像蒋介石这样近乎像帝王般的医疗照顾。
或许，美国人这些话里还隐藏着一些别的含意在里面，可是，如果从正面去设想这句话，应该是毫不夸张的。
到台湾来以后，老先生最信任的两位医官，当然首推熊丸和陈耀翰，他们两位是在1972年“总统”医疗小组成立前，老先生最常咨询的官邸御医。
在1972年时，熊丸还兼任中兴医院的院长，但是，所谓的中兴医院院长，其实只是一种便宜行事的做法，熊丸有很大一部分心力，是放在为“总统”治病的上面，他实际上是“总统”的随从医官。至于陈耀翰，他曾任军医医院胸腔内科主任，后来一直在官邸专任随从医官，老先生病发以后，熊丸和陈耀翰两人轮班照顾老先生，两人对蒋先生可说忠心耿耿，做
出全部的贡献。
后来，在余南庚主持下，成立了“总统”医疗小组。余南庚由于是客卿的身分，而且他在美国还有教学工作，只能利用休假的时候，暂时回台湾替蒋介石治病，不可能久留台湾，所以，这个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是由“国防医学院”借调来的王师揆负责担任，王医师同时也是劳人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师是没有编制限制的，所以，在最鼎盛的时期，“总统”医疗小组的医生就有13名左右，几乎比较重要的科别都齐全了，所以有人讥讽，官邸完全成了一间大医院。这虽是一句嘲讽的话，可是，和实情也相去不远。光是这个小组的名医名单，大概就可以羡煞平民百姓。
在小组之下，主要医官包括：
召集人：王师揆，专长是神经外科。所谓召集人就是负责实际的医务工作，并随时要负责向蒋“总统”或是夫人宋美龄报告病情发展，提供宋夫人决定之参考。
骨科：邓述微，兼任“三军总医院”院长，后来曾任振兴复健医院院长，后因院务理念和孔令伟不合而离开振兴。
胸腔外科：卢光舜。
胸腔内科：陈耀翰。
心脏内科：熊丸、姜必宁、李有柄、董玉京。
心脏外科：俞瑞璋。
肾脏科：谭柱光。
麻醉科：王学仕。
新陈代谢科：赵彬宇。
牙科：曾平治。
泌尿外科：郑不非。
眼科：林和鸣。
官邸对医师是相当礼遇的，尤其是对专门回国医治老先生的余南庚，更是礼遇有加，不但让他住新盖好的圆山大饭店豪华套房，而且还提供一部凯迪拉克专用轿车，当然，来回机票和一些相对的高报酬亦是难免。余南庚对老先生的病情，实在可以说得上是鞠躬尽瘁、不舍昼夜，几乎是全天候在看护老先生。
但是，余南庚以外的医疗小组成员，每个人的待遇和境况，便不尽相同了，加上官邸在“总统”病笃之后，大小杂务可以说是大部分掌握在孔二小姐和宋美龄手中，她们有各自的立场和看法，和医官们专业的立场又有所差异，因而，难免在某些问题上，容易发生争议的情况。
大体而言，医疗小组的医官们在医学界都已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可是，当他们处在官邸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际生态环境中，难免有许多格格不入。人说古代御医难当，可是现代“御医”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然而可贵的是，不论是官邸工作人员或是医官，在“总统”病重的那段时间，大家可以说是发挥了高度的吃苦耐劳精神，这就是老一辈的使命感，即使大家的肉体再怎么疲惫，大家多半是抱着咬牙强忍的心态，希望老先生的身体能够尽快痊愈。
在医疗设备方面，当时只要是各个军公医院，有任何新的进口医疗器材，一定必须先送到荣民总医院六病房使用；如果需要添置什么新的器材、药品，更是由各军公医院无止境提供。甚至为了“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