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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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谅解。当时蒋介石十分震怒，当即交代侍卫长，只说了一句：“把他给我关起来！”蒋经国就这么告诉孔令晟侍卫长说：“把钱副官送军法处分！”
孔令晟还是相当理智，他向“总统”报告：“在官邸有个不错的禁闭室，可以暂时把他关在那里；如此，这件事才可以不致外泄，这样既达到了处分的目的，而且又不会泄密，不是一举两得吗？”而事后才向经国先生、纬国先生报告，他们心中相当不悦。老先生听孔令晟讲得有道理，就依他的计策行事，立刻下命令把钱副官关押在禁闭室，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五年的牢狱生涯。
蒋介石去世后，钱副官的境遇受到有关部门人士的同情，最后经多方的求情，老夫人才同意释放他。
当时钱副官的一时大意，确实也使得蒋介石的身体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记得老夫人宋美龄，就不只一次地责骂钱副官：“就是你这个钱副官，老先生的身体就是你给拖垮的！你是罪魁祸首！”老先生自从肛门受伤，身体一直不佳，而且经常出现便秘情况。
肛门的肌肉毕竟是全身相当敏感的一个部分，这个部位肌肉若是溃烂，不但很难治疗，而且特别是疼痛难耐，所以，每次医官来为老先生上药，我在一旁观看和协助，发现老先生不但不叫疼，连哼都不哼一声，从这里可以知道老先生的忍耐精神，尤其是他和医生间的配合，更是合作无间，一点都不打折扣。所以，在官邸医官的眼光，老先生是最标准的病人，叫他吃药就吃药，要他打针就打针，绝对不会对医生的诊治方式有所怨言，或者有不合作的情况。这一点，就一个威严老人的角度，确实令人由衷敬佩，让我到现在都印象犹新。
老先生的身体，是不是钱副官的粗心大意直接造成的，这纯属医学上的问题，见仁见智，没有什么定见。但是，那次钱副官塞甘油导致老先生肛门严重外伤的事件，确实让老先生受了一个多月的皮肉之苦，因为受伤的部位是在肛门，所以，整整一个多月，老先生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在床上，也只能俯卧，夜晚睡觉也不能翻身，真是苦头十足。
血！血！血！
1971年春天，老先生有一次在小便时，发现小便竟然尿出血来了！当时高龄已经85岁的他，神情大为紧张，立刻要我们叫医官来查个明白，医官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蒋老先生以前开摄护腺手术后，造成的后遗症。
摄护腺手术在当时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手术，那时，蒋宋夫妇大概是迷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是请美国医生开的刀。因为当时他摄护腺的病情并不严重，所以，外国医生是用电疗的方式，把他摄护腺有问题的部位，用电烧的方法处理。没想到手术后的第二年春天，老先生某次上洗手间时，发现小便里夹杂了不少小血块，一时之间，他真是错愕惊疑、方寸大乱，在他的心里，投下巨大的恐怖阴影。
医生给他的解释是说，这应该是手术后的“正常”现象，因为，电疗结疤后，如果没有处理好，多半会有这样的习惯性出血情况发生。这种小便出血的事件经我细细观察老先生的神情，他显得十分沮丧失志，连散步也都没有什么精神，也很少再看到有一丝笑容。
从此，官邸洗手间内就开始摆几个空的瓶子，只要蒋介石发现小便有暗红色的小血块从尿道流出，就吩咐我们赶快拿瓶子过去接血尿，我们可以明显地看见他的脸庞是那样的惊恐失望、黯淡无光，以前那个威仪棣棣的威权统治强人，如今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他内心充满焦虑、恐慌和对生命的了无信心，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可怖的事情。
像女人月信似的小便出血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一直到他死亡前，每年春天，都会好一阵子出现小便出血的现象。只要出一次血，老先生就会紧张个半死。可是，医生们似乎习以为常，不把他的小便出血当作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有一天，我当班站在他的后面服侍他小便，忽然见他脸色大变，我知道八成又是尿血了，就赶忙拿一只尿瓶给他，他两手颤颤巍巍地接着血尿，接完后，脸色如土地急声命令我：“快！快！你把这瓶血尿拿给医官检查看看，到底里面有几个红血球？”
老先生既然气急败坏，我当然也是十万火急地将这瓶血尿赶快拿到医官的手上，没想到那位医官却说：“这种毛病是没办法根治的，检查什么红血球？你把它拿去厕所倒掉吧！不用化验了！”我只好无奈地把那瓶血尿倾倒在厕所马桶里。没多久，老先生非常紧张地叫来那位医官，十分慎重地问他：“我的尿里到底有多少个红血球？”医官却毫不迟疑地说：“报告总统，大概五六个吧！没有问题的，这是正常现象！”
其实，蒋介石哪里懂得什么红血球的单位，医官也不是故意要欺骗他，而是他有时候太过紧张，搞到自己吓自己的地步，医官是要缓和他的情绪，才随便敷衍他的。
尽管如此，老先生对自己排尿会有血，依然是耿耿于怀，十分介意，可是医生却对这样的手术后遗症束手无策，只有任凭它每年复发一次。而年纪大的人毕竟比较怕死，尤其怕见血，老先生亦是如此，每次见血，他的精神就更加困顿萎靡，对自己身体健康失去信心。
无独有偶，自从他开始尿血，整个身体机能也比以前差了很多，此后，他就经常罹患感冒，而且间隔很频繁，我们明显发现他的疾病抵抗力已经衰退。
凶兆
1971年，老先生尿血刚刚缓和，有一天，我在当班时，发现了老先生一个新的病兆。
我发现老先生没走几步路就气喘如牛，而且，他在呼吸时，舌头不断往外伸，似乎有些呼吸不顺，讲话时舌头显得有些硬，变得口齿不清。我立刻把这个情况向医官熊丸报告，熊医官得到我的报告，立刻为老先生做检查，他的检查结论是：“老先生可能是血管硬化，但是问题不大，至于呼吸的时候会把舌头吐出来，是代表肺部缺氧。”
熊医官还当面嘉奖我一番：“翁元做这个反映很好，以后希望副官人员见到老先生身体有任何小问题，都请随时告诉我们。”
此后，蒋介石的四肢反应呈现愈来愈退化的现象。比如，双手会发抖，连他为自己点眼药，双手都抖个不停，剪指甲手也是抖得厉害，后来没办法，这些需要双手稳定来做的工作，都由我代劳了。
1972年春天，他和夫人到日月潭度假，住在涵碧楼招待所，那次又发生了另一个意外插曲，让我们贴身副官大为紧张。
涵碧楼招待所老先生住的房间，和老夫人的房间是紧挨在一起的，我们之前已经得到指示，因为老先生身体已有老化现象，所以，只要他起身活动，一定要有一个贴身副官紧跟在后，以防他有脚步不稳的情况发生。所谓的老化，无非是指他血管老化的问题，因而四肢机能明显有退化迹象。
有一天，老先生穿过夫人宋美龄书房正要往屋外走来，副官人员远远看见他走过来，就立刻要过去随侍。谁料想，因为夫人卧房就在一旁，副官人员为了怕惊扰夫人的隐私，只好绕过一个回廊，快步跑到老先生跟前，可是，在副官人员还来不及跑到他的面前时，老先生忽然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这下子立刻惊动了夫人，她大惊失色地走出房门，大叫：“是怎么搞的！怎么可以让总统摔倒呢？副官在干什么？”在宋美龄的严词诘问下，没有一个副官敢答腔。这时，被副官人员扶起来的老先生一面喘着气，一面说：“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我自己不小心，没事！没事！”
蒋介石嘴里直喊着没事，可是，宋美龄不那么想，她余气未消地说：“以后不要管我是不是在房里，只要先生一出房门，你们就给我直接过来扶先生！”
医官获知蒋介石摔跤的消息，也紧张兮兮地跑了过来，为他做检查。所幸，没有任何外伤和骨折的情况发生，可算是虚惊一场。
我们从此得到宋美龄的指示：和先生寸步不离！
我跟在他身边，觉得他的体力实在大不如前，有一次遇到医官邓述微，我向他报告老先生身体近况，并且问他原因，他说：“我也没有办法，这就是老化。”
老先生也对自己身体的江河日下，觉得不可思议，有一次也问邓述微，邓医官答道：“报告总统，这是正常现象，没有关系！”
邓述微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老先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然而，老先生的身体状况，却仍然没有改善的趋势，我们在他身边服侍，当然非常清楚，例如他散步，以前可以连续走个半个小时不会累，而他现在即使走个十分钟，就开始喘气，而且是舌头伸出来的那种喘气方式。
因为蒋介石的病，官邸笼罩在一种低沉的气氛当中。
“国家大典”蒋介石受罪
1972年5月20日，是“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就职典礼的日子。那时，蒋介石的体力更是衰弱，可是，政治大权岂可轻易拱手让人，“国家大典”更不能没有“总统”本人参加，这是官邸人士，尤其是宋美龄的基本看法。为了不让“总统”身体欠妥的事实外泄，官邸在就职典礼前夕，想出一个掩饰“总统”病情的方法。
这个方法看来非常简单，就是在“总统府”大客厅的“总统”及夫人站立的后边摆上一张沙发椅，典礼当天，贵宾道贺时，就让蒋“总统”挨着那排沙发椅站着。
这样的设计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为了预防老先生身体突然撑不下来，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后面的沙发椅就可以发挥作用。一方面，老先生不致跌倒，不会产生危险；另方面，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可以给老先生做身体的倚靠，不会感到吃力。这套方法，据说是孔令伟孔二小姐想出来的妙法。
为了防止老先生临时体力不支，“总统”医疗小组还在会场后方安放了氧气桶，以便老先生在急需时，可以立刻派上用场。
这样的“总统”就职仪式，恐怕也只有发生在台湾这样的地方，世界上有哪一个地区长官、哪一国家首脑的就职仪式有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总统”就职仪式之后，也就是1972年7月20日病发前一天，还有新任“大使”呈递到任“国书”，那时，也是用这招瞒天过海的方式，在“总统府”的会客室，举行呈递“国书”的仪式。
蒋介石突然昏迷
早在1972年6月间，也就是“总统”就职后的次月，“总统”官邸的医官特别为蒋先生做了一次全身身体检查，这项检查结果出来以后，让医官们大为紧张。从检查报告上看来，他的心脏已经比前一次检查时，更为扩大，如果再不好好调养，他未来的身体健康状况势必更加糟糕。
“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陈耀翰，看了这份检查报告，便直接面见老先生。陈医官很直率地把检查结果告诉老先生，陈医官建议他立刻停止一切对外活动半年，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下，做最清静的休息。
陈医官的意思非常清楚，他深知老先生的身体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状况，如果再拖下去，老先生的身体只有愈拖愈糟。但是，陈医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