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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9章

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99章

小说: 约翰·克利斯朵夫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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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吵嚷嚷,庸碌之极的女人。她不了解他,把他当做懒虫或疯子。孩子们一点不象他而象母亲。为什么他得过这种生活呢?这算是公道的吗?牢骚,痛苦,穷困,无聊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时的光阴来修心养气,找不到一小时的静默,他给折磨得力倦神气,烦躁不堪。为了想忘掉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结果更把他断送完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悲剧大为震动:残缺不全的个性,没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艺术趣味,但生来是为作些大事业的,现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压倒了。高蒂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个游泳健将的手臂。他又喜欢又羡慕克利斯朵夫,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见到革命党里的某些领袖,那是他为为怨恨社会而结交的。因为想做贵族而没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极感痛苦。 
  克利斯朵夫却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对这些集会很感兴味。会场上的演说使他觉得好玩。他不象奥里维那样感到厌恶,对语言的可笑也并不敏感,认为所有多嘴的家伙都是半斤八两。他素来瞧不起高谈阔论。但他虽没费心去了解那套辞令,却在演说家与听讲者的心里咂摸到说话的音乐。演说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听讲的人的共鸣,立刻增加了百倍。克利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为了好奇,居然结识了几个演说家。 
  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加奇米·育西哀,——深色头发,脸很苍白,年纪在三十与三十五之间,相貌象蒙古人,个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气又热烈又冷静,头发很少,胡子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种空泛、急促、跟语岂不调和的姿势,也不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带嘶嘶声的浮夸的说话,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似乎不允许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愿意想的,所以群众和他很投机。他把大家期待的话三遍、四遍、十遍的告诉他们,象发疯般拚命在同一只钉子上尽敲;他的群众也学着他的样尽敲,尽敲,直把那只钉嵌入肉里。——除了这种本领以外,他过去犯的许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声望。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给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厌烦死了,愤愤不起的恨着命运。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从小就被工作和贫穷把身子磨坏了,做过玻璃匠,白铁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对他的主义,对自己,常常心灰意懒,有时又兴奋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说一半是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为了冲动。他的学问是乱七八糟自修来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彻,例如科学,社会学,以及他干过的各种手艺;对许多别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准确的观念,有愚昧无知的地方,有非常实际的头脑,有偏见,有经验,有对布尔乔亚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旧对克利斯朵夫很好,因为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交结他,心里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来当领袖的,无论做什么事,对工人们都很不客气。他虽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实上对高级的人比对低级的人更容易平等。 
  克利斯朵夫还遇到工人运动的别的几个领袖。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好感。共同的斗争好容易促成了一致的行动,可是没有把大家的心联合起来。可见所谓阶级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暂时的。许多年深月久的敌对状态不过是被延缓了一下,掩饰了一下,实际是始终存在。在工人领袖中间,我们照旧看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对立,彼此存着根深蒂固的轻蔑的心理。干这一行的忌妒另外一行的工资,而每行又自以为比别行高卓。但人与人间最大的区别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气质。狐狸,狼,绵羊,天生吃人的野兽,和天生被人吃的野兽,因为阶级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子嗅着,彼此都认了出来,毛都竖起来了。 
  克利斯朵夫有时在一家兼卖牛奶的小饭店里吃饭,那是高蒂哀的老同事,为罢工而被撤职的铁路职员西蒙开的;常客都是一般工团主义者。他们总共是五六个人,聚在尽里头一间屋子里,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两只挂在亮处的金丝雀老是叫得很有劲。和育西哀同来的是他的情妇,美丽的贝德,个子结实而风骚的姑娘,没血色的皮肤,戴着大红便帽,眼睛迷迷忽忽的带着笑意。一个年轻的小白脸象跟班一样钉着她,那是聪明而装腔作势的机器匠雷沃博·格拉伊沃,这一帮中间的“雅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布尔乔亚最激烈的一个,但气质上是个最要不得的布尔乔亚。多少年来,他每天早上都要买些一个铜子一份的文学报,把上面的黄色小说吞下去。这些读物把他变成一个头重脚轻的怪物:脑子里想着精益求精的寻欢作乐的玩艺,身体却肮脏到极点,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极点。他最喜欢病态的富翁们作兴奋剂用的“奢侈”。因为肉体享受不到这奢侈,他就在精神上享受。那当然是浑身难过的。但这样一来,他跟有钱的人并肩了,而且他还恨他们。 
  克利斯朵夫受不了这种人,更喜欢电器匠赛巴斯蒂安·高加。那是和育西哀俩最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家,可没有满嘴的理论。他有时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儿去,只知道勇往直前,可以说是十足地道的法国人。个子很结实,年纪四十上下,血色很好的大胖脸,圆圆的脑袋,红红的头发,留着一大簇胡子,脖子跟嗓子都象牛一样。他和育西哀同样是能干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欢吃喝。虚弱的育西哀看着这么健旺的身体非常妒羡;他们俩虽是朋友,暗中却抱着敌意。 
  饭店的主妇奥兰丽,四十五岁,当年大概长得很美,现在经过了时间的侵蚀还颇有风韵,她拿着件活儿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脸上挂着一副亲切的笑容,嘴唇跟着他们的话扯动:随时也穿插一两句,一边工作一边颠头耸脑的替自己的话打拍子。她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和两个从七岁到十岁的孩子,一男一女,——他们伏在一张满着污点的桌上做功课,吐着舌头,不时把一两句他们不应该听的话听在耳里。 
  奥里维陪克利斯朵夫去了两三次,觉得混在这般人中间很不自在。那些工人只要不受工场中严格的时间限制,不是被那个顽强的汽笛叫唤得去,就不知道会浪费多少光阴:或是在工作以后,或是在上下班之间,或是在偷懒的时候,或是在失业的时期。克利斯朵夫那时无事可作;在旧作已完,新作还没有端倪的阶段,他也不比他们更忙,很高兴把肘子撑在桌上,抽烟,喝酒,谈天。可是奥里维以他布尔乔亚的本能,以他思想须有纪律、工作须有规则、时间必须经济等等的习惯,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欢这样的糟蹋光阴。并且他既不会说话,又不会喝酒。最后还有那种生理上的不舒服,潜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间的反感:心灵要求沟通而肉体抱着敌意,仿佛是肉对于灵的反抗。他单独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很激动的说应当亲近群众;一朝面对了群众,他可没法亲近了。而嘲笑他那种思想的克利斯朵夫,倒毫不费力的可以和街上随便遇到的工人称兄道弟。奥里维看到自己跟这些人隔离,非常伤心。他勉强学他们,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可是不行。他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音调跟他们的不一样。他学他们的某些谈吐,但字眼不是梗在喉头,就是声音走腔的。他竭力留神,觉得很窘,同时也教别人发窘。在他们眼里,他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外人,谁也对他没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满着敌意,跟一般因饥寒交迫而愤懑不平的工人看中产阶级的目光一样。或许这态度同时也是对克利斯朵夫的,但克利斯朵夫完全看不见。 
  那批人中间愿意接近奥里维的只有奥兰丽的两个孩子。他们对布尔乔亚当然没有怨恨。那男孩子还受着布尔乔亚思想的诱惑呢。他的聪明足够他去爱这种思想,却不够去了解。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奥里维带到亚诺太太家里,看着华丽的陈设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乐椅里,用手指摸一下鲜艳的衣衫,她心里快活到极点;她有那种小家碧玉的本能,只希望溜出平民阶级而跳进布尔乔亚的安乐窝。奥里维完全没心思培养她这种倾向;而她对于他的阶级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补偿别人暗中对他的反感,——那是他深感痛苦的。他抱着一腔热诚想了解他们,事实上也许太了解他们了,把他们观察太仔细了,使他们生了气。但他的观察并非由于冒昧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喜欢分析人家心理的习惯。 
  他不久便发见了隐藏在育西哀生活中的悲剧:第一是那个侵蚀他的病,其次是他的情妇的残忍的游戏。她的确很爱他,觉得有他这样一个情人是值得自傲的,但她生机太旺了;他知道她将来会逃掉,同时也为了嫉妒而心里苦恼。她却以此为乐:挑拨男人,用眼风逗他们,喜欢疯疯癫癫的东拈西惹。也许她在背后和格拉伊沃欺骗育西哀,也许是故意要他这么相信。总而言之,这种事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早晚会发生的。育西哀不敢禁止她爱她喜欢的人。他不是宣传女人和男人同样有权利可以自由吗?有一天他咒骂她。她就又狡猾又放肆的提醒他这一点。他的关于自由的理论和他暴烈的本能,在胸中猛烈交战。他的心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的心:专制,嫉妒;他的理智却是一个新时代的人的理智,理想世界的人的理智。至于她,她就是个女人,昨天的,明天的,千古不变的女人。——奥里维眼看着这场暗斗,起着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斗争的残酷,所以对育西哀极表同情。育西哀猜到奥里维窥破他的心事,但绝对不感激他。 
  另外有个人也用着宽容的目光在那里留神这一场爱与恨的游戏。那是饭店的主妇奥兰丽,不动声色的把一切看在眼里。她是董得人生甘苦的。这健全,安静,规矩的女人,年轻的时代也胡闹过来:最初在花店里作工,有过一个布尔乔亚的情人,而且还有别的。以后她嫁了个工人,变了贤起良母。但她懂得一个人在感情方面的荒唐,懂得育西哀的嫉妒,也懂得那个喜欢玩儿的姑娘,常常用几句亲切的话替他们排解: 
  “唉,咱们总得彼此迁就才行。犯不上为这么一点儿小事生气……” 
  她也并不奇怪她说的话毫无用处…… 
  “那永远是没用的。人总是自寻烦恼……” 
  她有一种平民式的达观,可以使苦难不至于在心中多留痕迹。苦难,她也有过的。三个月以前,她那么疼爱的十五岁的儿子死了……非常悲伤……可是现在她有说有笑,照常办事了。“尽想下去是活不了的,”她说。 
  所以她就不再想了。那并非自私,而是岂不得已:她生命力太强,老注意着“现在”,不能留恋“过去”。她适应既成事实,也适应可能临到的事实。如果革命来了,把一切都颠倒了,她还是会站定脚跟,做她可做的事,不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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