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近作及书简-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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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梅娘的信，觉得她就像我的老母亲一样，坐着与我唠家常，倾吐着她的肺腑之言。那么谦逊和内敛。读着读着，我的心渐渐地宁静下来，完全沉浸于她的叙述所营造的氛围之中。
一次，梅娘看到我有关淘书的文章，来信谈到：“你的文章，我读了又读，似乎看到了曲腿俯背正在淘书的你，触摸到你执拗于‘心之所善’的淘书情思，你的‘淘书辛苦’讲述的故事，真的令人长久咀嚼，这是生活的韵味。”讲得太贴切了。文字中没有空洞的表扬，廉价的赞美。有的只是一个前辈读书人，对后学如我淘书辛苦的切肤体味。对我的鼓励与鞭策，不着一字，尽在不言之中。
又一次，梅娘看了我写丁景唐与方平的文章，题目为《两个曾经的诗人》，就顺势阐发其内心的感慨：“年华随风而去，看到的是诗情沉积了下来。这种沉积便是景玉公（丁景唐）与诗人方平在文学史与翻译史的尽力。我以为：写诗既是抒情又是言志，峥嵘岁月中，豪情迸发进而为诗；知命之后，情绪转韧从而为文，合乎情感的走向与诉求。君以为然否？”梅娘是小说家，我惊异于她何以对诗有那么细致入微、鞭辟入里的感怀与妙论，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梅娘从国外探亲归来，不忘在信中寄赠我精美的异国邮票，并附言道：“两枚小邮花，是我在加拿大买的，松鼠和小鸟合力装点‘快乐’。”这不能不让人倍感温馨，感到生活中的袅袅诗意。梅娘的细心、温情，让人觉得无懈可击。亦觉得世界的美好，友情的珍贵。
梅娘，本名孙嘉瑞。因此，落款往往就是本名。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她写作并出版了《小姐集》、《第二代》、《鱼》等作品集，那时在南北沦陷区内，最出名的当推张爱玲、梅娘，时有“南张北梅”之称。梅娘的小说，继承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注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奋力鞭挞丑恶的时流，亦燃起对真善美理想的企盼。其顽强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叙述风格，是中国文坛难得的品格。读梅娘的小说，与读她的信令人有异曲同工之感，那内在的神韵，是一脉相承的。
读手边若干梅娘来信，总觉得不过瘾，就格外注意收集她的其他书信，尽可能地复印来一读为快。
那封她从国外寄给北京同样八十多岁的女诗人成幼殊的信，表示她即刻要回国的信念：“我预定从温哥华直飞北京，又一次作了候鸟，多么难以折断的故国情深。我已经老迈年高，来异国之前，希望亚热带的阳光，能够延缓下肢的僵直，实在是匪夷所思。柳青劝我留下来，我还是想回去，鲁迅先生上世纪廿年代发表的宏论：‘老的不能拖着小的’。是我的座右铭。”
多么执拗、豁达，而又善解人意。
前时读梅娘给出版家、现代文学专家丁景唐先生的信：“北京叶落纷纷，已入冬令，比邻的农科院大院，红枫灿火，黄栌闪金，玫瑰仍在绽放，一朵朵，有洁白的，有粉红的，更有鹅黄的，初冬美景如画。”简直可作优美散文诵读。
其实，梅娘的信，全可当作美文赏阅。她娓娓道来，谈她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谈读书，谈友情，谈人生，一任无羁的思想在稿纸的原野上奔驰。既信手拈来，又涉笔成趣。信写到如此份上，真叫绝了。谈到写信，梅娘在给女作家丁言昭的信中，亦有精到的话语：“屏幕短信成了时尚，老朽的我，依然不习惯，一来是眼睛嫌累，二来是打字特慢，又在五笔和拼音之间徘徊。我喜欢看着手写的字从笔尖流淌出来，那是我的休闲，是我的娱乐，够‘农耕’的吧！”
亏得梅娘有如此深的“农耕”情结，才能使我们从她的书信中，饱啜手写文字的琼浆玉液。时下，有专家呼吁，要抢救民间书信。这不仅是历史的印痕，亦是文化的积淀。而梅娘的信，充满意趣与情致，是书信中的佳肴醇酿。平素读各色来信，可见各人的性格，有的人喜长篇大论，噜苏似有不着边际之虞。有的寥寥几行，似乎有要务急事催着他。而梅娘的信，即使只一、二页，读来觉得神定气匀，意蕴丰厚而韵味悠长。梅娘的信，是我读到的最令人倾心的信，最值得保存收藏的信，亦是最可玩味的信。85岁的梅娘，依然以给友人写信为乐。这是前辈作家的翰墨书信留下的手泽，从今往后，渐成绝响。那么，谁能得到梅娘的信，真是三生有幸，莫大的快慰。梅娘晚年勤于写信，若能将其散于各处的书信集于一册付梓，当是功德无量之举。
《一代故人》的回声
文／诺尔曼·司密斯（加拿大）
读过了梅娘写的《一代故人》，令我惊奇。我是梅娘文中提到的那个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诺尔曼·司密斯。我研究东北后沦陷期（1923…1945）妇女作家：左蒂（1920…1976）、朱媞（1923… ）、杨絮（1918… ）、吴瑛（1915…1961）、但娣（1916…1992）、梅娘（1920… ）和蓝苓（1918… ）。去年我给梅娘写过信，问她关于当时那些妇女作家的“忍耐”。她们的生活、写作、忍受都反映了她们的性格。那个黑暗的旧殖民地社会反衬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的性格，她们的作品展现了她们是爱国的，勇敢的，坚韧的。以前有的人说：她们是“汉奸”。她们的作品是历史所造成，汉奸之说不符合历史，我完全不赞成。她们是中国精神的一部分。加拿大的民主积极分子 NELLIE MCLUNG（1873…1951）说过：“国家的前途依靠于妇女的社会地位。”今昔对比，以上作家们的作品仍有重要意义。
左蒂从她处女作《柳琦》（1942）到《不屈的人民》（1946），暴露了那个时代的殖民地压迫。《不屈的人民》描述当时的“残酷而罪恶的巨手”追赶着作家群体与其他东北人民，作家的责任是暴露真实，那个流血的手隐喻的是当时的伪政府。
朱媞写的《大黑龙江的忧郁》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对土地、家乡亲热的爱，特别是在《度渤海》（1944）中，一位妇女在满洲受到了那样残酷的严刑，并且被不公正地判有罪，然而，正是在被流放到农田劳动时，她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了解放。土地的情况，人民和乡土的关系决定着老百姓的存在。
杨絮用散文、诗来反抗那个时代的日本所谓的“贤妻良母”。在《我的日记》（1944）里边，她写过这样的问题和回答：“作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不赞成吗？”“我这野马似的性格，怕一时作不来。”她愤怒的言词证明东北人民不会被日本驯化，仍然在争取自由。
吴瑛写的《浮沉的心语》（1942）描绘她因“袭击”而烦恼；那个时代的艰难使她心碎。作为评论家来分析东北妇女作家们的社会觉悟，她1944写的《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表示了作家关怀群众的福利，吴瑛真正代表了作家进步的思想。
但娣写得特别好，在《戒》（1942）中这样写道：“真理总会有的，什么也不要怕，拿出生命反抗一切损害我们的仇敌。坚强，自信……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是对妇女压迫的反抗，当然也是热爱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声音，反映了东北人民受尽折磨，仍然不屈的性格。
梅娘的《第二代》（1940）和《蟹》（1941）揭露了殖民主义社会的黑暗，殖民社会毁坏了东北，给以它罪恶，尤其是关于金钱和贪婪。在一个平衡的中国，《蟹》里的小翠就不会遭遇那样悲惨的将来，“落在早就张好的网里”。沦陷时期的乱世完全破坏了社会、家庭、个人。
蓝苓也许在《夜航》（1942）里写得最好：“被生活摒弃的，是那些摒弃了生活的人们，艰辛的夜航者呵，紧握着生命之桨，你该坚强的划向前面，毗连着黑夜的，是那白昼的边缘。”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快被打败了，中国人民要重建自己的政权，互相帮助克服所有的困难。
东北富饶的土地，滔滔的江水，冬天凛冽的风暴，养育了“不屈的人民”，这些女作家热爱自己的祖国，在那个黑暗时代，虽然身处险境，特别是1941年3月文艺“纲要”出版以后（禁止作家触及揭露“黑暗”的题材），她们继续用“笔当刀枪”，大都经过日本人的批判，受到查问，还有几位入狱。她们思想并不一样，但是“同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她们在困难之前能维持公民道德；这7位作家坚守描写和守望东北人民的责任，她们的作品反映了黑暗社会中人民的力量和坚贞不屈的精神。现在中国很强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以上在30和40年代的妇女作家们，和她们的作品，至今还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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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梅娘
老作家张中行评语：
实感之一是，也是值得惊诧的，作者其时是个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我一向认为，走文学的路，面貌可以万端，底子却要是这个，她有这个，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实感之二是，她不愧为“北方之强”，遇多种不如意不是感伤落泪，而是有毅力改，以笔为刀兵，奖善惩恶。能够这样，所以作品有具体时代的社会意义。
日本学者釜屋修评语：
我不能不生出这样的观感：“迷幻的女性”。更接近的表达，应该是“生活在向往中的女人”吧！
美籍华人学者王德威评语：
她毋宁是恰如其分的写出女性自身的忧患意识。梅娘……她所坚持的纯洁女性视景，在乱世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加拿大汉学家诺尔曼·司密斯评语：
去年我给梅娘写过信，问她关于当时那些妇女作家的“忍耐”。她们的生活、写作、忍受都反映了她们的性格。那个黑暗的旧殖民地社会反衬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的性格，她们的作品展现了她们是爱国的，勇敢的，坚韧的。以前有的人说：她们是“汉奸”。她们的作品是历史所造成，汉奸之说不符合历史，我完全不赞成。她们是中国精神的一部分。
学者邢小群评语：
我有机会读到她的一些近作，那文字别具魅力，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二十多年的苦难，曾剥夺了她的写作权利，但也使她的话语少有浸染仍保持着原有的生气和明敏。……梅娘，我虽然总想努力地走近你，但我知道，在你身上永远有我回答不了的问题。
作家徐晓评语：
不管她晚年的成就能否超过当年，她都是值得敬重的，因为她懂得生命的意义。她可以为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设计一种不是悲剧的结局，自己却仍然是网中的蚌、蟹、鱼。
学者张泉评语：
梅娘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博施济众的泛爱胸襟，积极入世的主观视角，非常规化的女性语言。她关注和爱护的是女人，却流泻出对人的关注和爱护。她呼唤和向往的是女人的地位和权利，却流泻出对人的地位和权利的呼唤和向往。
学者盛英评语：
假如说，张爱玲以意象繁复的细腻之笔，揭示了女人母性与妻性异化过程的话，梅娘却以纤细的神经，渴求自由恣放的情欲，呈现一种反压抑的女性悸动；梅娘不如张爱玲深刻浓艳，却比张爱玲热烈和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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