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伟篮坛风云路-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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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引人关注是自然的。
我想，在一个奥运周期中间更换项目中心主要负责人，本身就不寻常，而且又是在体科所改革刚刚走上轨道的关键时刻，总局领导下决心调我回篮管中心，显然是从完成2008年北京奥运会任务的角度考虑的。这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我意识到，北京奥运会的历史机遇和篮球运动在中国具有的影响力，使我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扮演特殊角色的公众人物。惊奇之余，我感受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
引子：重归（6）
平静的生活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从陋室开始
我要面对的，是接下来的五年。
这五年时间里，包含着雅典奥运会、世锦赛、多哈亚运会、北京奥运会，当然，还有三届亚锦赛和一年一度的CBA联赛，这五年的分量，可想而知。
开弓已无回头箭，我真正意义上的篮球岁月开始了。既然历史的机缘把我推到这样一个位置，如果我不能在任期内把中国的篮球事业搞出点名堂，将何以面对总局领导的信任和广大球迷的期待？知识分子本来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因此，不辱使命、有所作为成为我上任以后的最大动力。第一次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我表达了这样的心声：“我明白我肩上的担子和责任。我不会推卸责任，遇到问题我一定会第一个冲上去！”
这一年我55岁，上任的那一刻我已想得很清楚，要做事情也就是头三年，因为后两年临近北京奥运会和我的退休离任，出台大举措的操作空间就很小了。时间有限，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年迅速打开局面，三年取得整体突破，五年看到明显成效。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篮球的重大改革举措都是在头三年里推出并取得明显成效的。
回篮管中心上班的前半年我一直在篮管中心会议室旁边的一个小储藏室里办公。一是篮管中心办公用房紧张，没有多余的房间；二是前任主任很长时间都没有把办公室腾出来，说太多东西也没法搬到家里去。我确实着急开展工作，就看中了这间小屋。
小屋大约十一二平方米左右，内外开间，里间是电话中继线集中地，放置了一些电器柜，外间还放了个台球桌，把房子的空间挤占得所剩无几。我就叫办公室的同志搬了个简陋的桌子和几把椅子，这样一来连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我看了看，行，就这么先凑合着吧。
6月17日，体科所的同志帮我把以前办公室里的东西用四个纸箱子运到了“新居”。我把东西暂时堆在办公室里，开始和工作人员谈话，也和一些不期而至的商业伙伴接触。我记得一位相识的企业老总谈完之后和我握手，临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李主任你还真行，在这样一间屋子里面也能谈笑风生的。这还真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会谈地点。”
面对这样的调侃，我一笑了之。关于中国篮球改革的很多早期决策都是在这间陋室里出台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我做的第一项工作，是从倾听开始。
这两个字看上去简单，却是很多人不重视或者不屑于去做的事情。我记得古训中有“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的教诲；还记得左宗棠在送给曾国藩的对联上写道：“集众思，广忠益；宽小过，总大纲”。这寥寥数字，勾画出身居高位者的“为官之道”，对我启发很大，我把它作为我的工作信条。
我一直都记得张发强同志到篮管中心宣布任命的那天，全中心同志们脸上那种兴奋的表情，让我感受到他们的信任、厚望以及对改变篮球面貌的期盼。我就是要听听大家的心声，让大家把劲儿都能往一块儿使。
拉媒体朋友的手
除了倾听同事、同行的意见，我也选择了另外一个倾听对象，那就是媒体人。
对于现代媒体的传播作用，尤其是对于走向市场的运动项目发展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对此我是有充分认识的。这个认识不仅在于理性的判断，也有足球运动的前车之鉴。总的来说，我是把媒体当作自家人看待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引子：重归（7）
回到中心之后，不管大会小会，我都反复给同事们灌输一个概念，那就是要把媒体看作我们的合作伙伴，是我们发展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说这些话，也是想扭转前任对待媒体的态度。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在上海召开篮球工作会议。一天中午大家吃自助餐，也邀请了媒体记者参加。当时有个年轻的男记者过来跟一位篮管中心领导人搭讪，可能他想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切入话题。他态度很有礼貌但问题非常直接，开口就说X主任我听说您对记者非常反感……
这位领导人看了他一眼，脱口就是一句你说得对，然后就自顾自低头吃饭，留下那个年轻记者尴尬地站在那里。
我对这件事印象深刻。我自己本身是从学校里出来的，对年轻人和知识分子那种有理想、有追求、有热情、有责任感的劲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所以我没有把他们看作是“找麻烦的人”，而是采取不回避、不拒绝、坦诚合作的态度。
回到中心没几天，我就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一些媒体人士，和大家沟通了一次。我当时的态度很坦诚，就是讲清我的工作态度，希望大家能像一家人一样合作。来的人也都反应热烈，给了不少掌声。
另外，我也请一些常年跑篮球的老记者们吃了一顿饭，采纳了他们的众多建议，比如建立中国篮协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每月第一周的星期一晚上举行媒体沙龙活动；定期举行篮协工作媒体通气会和国家队公开训练日等。这些都从2004年开始实施，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最起码在大家眼里，中国篮协的态度是积极的开放的。我们也有义务通过媒体，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篮球的状况。
从那时开始，凡遇到重大的悬而未决的事件，我们都要事先听取资深媒体记者的意见，这成为一个惯例。有一件事令我很感动，那是在2003～2004赛季的后期，联赛出了一系列赛场问题，观众扔瓶子，球员与球员、球员与观众发生冲突的事件此起彼伏，搞得竞赛组织管理人员焦头烂额。我们召集在京媒体听取意见，商量对策。当时就有记者提议，发一个媒体倡议，呼吁规范赛场行为，维护良好的联赛氛围，获得大家的一致赞同。与会记者公推《人民日报》记者薛原起草倡议书初稿。薛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写出一份高质量的草稿，经几位资深记者修改后发表了。这对稳定当时的联赛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媒体的态度和力量，更加坚定了我加强与媒体合作的决心。
遗憾的是，很多好的想法和措施没有坚持和深入下去，停留在最初阶段，尤其是没有抓紧把中国篮协新闻委员会成立起来，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
在2006年世界男篮锦标赛和多哈亚运会期间，我真正看到了篮球记者对篮球事业的忠诚、激情和有力支持。在札幌的体育馆内，每逢中国男篮比赛时，许多中国记者往往忘记了记者的手头工作，把自己当作普通球迷，在记者区为中国队摇旗呐喊，引得其他国家记者侧目而视。为此日本组委会找我们交涉，希望中国篮协出面制止。当王仕鹏投中决定性的一球时，于嘉忘我的激情解说，已经完全超越了一名普通记者的职责情感！我想，要说篮球和足球的不同之处，篮球媒体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支持是重要表现之一。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
引子：重归（8）
在和记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2005年多哈亚锦赛期间，我去参加亚篮联的执委会，当时并没有和球队住一个酒店。
有一天中午我去看望球队，在他们下榻的酒店碰到了《体坛周报》的记者陈艳艳。这是一个刚从乌鲁木齐调来不久的女孩，后来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专业记者。一眼看去，陈艳艳表情不对。我关切地问她：“艳艳，你怎么啦？”因为之前她采访遇到了不少坎坷，所以一见到我们就跟见了亲人一样，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陈艳艳一边哭一边说，多哈的酒店贵，采访要打车，碰到一个当地司机蓄意刁难，受了不少委屈；到球队采访也不顺利，被拒之门外毫无进展。那天她本来是想采访唐正东的，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到人，这样下去她完不成报社给的任务，实在太难受了。
看到陈艳艳的样子，我很同情，毕竟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到这个陌生地方来的，一定要帮她解决困难。
我让人马上把唐正东叫下来，问她还要采访谁，她说还想采访朱芳雨。队员下来之后，我嘱咐他们今天记者问什么就要答什么，一定要好好配合人家的工作；然后又派人到餐厅拿点东西过来，让陈艳艳吃完东西再好好采访。
后来每次陈艳艳看到我，总是会提起这件事情。其实这真的是件小事，记者千里迢迢跟着采访，却让人家吃闭门羹，本来就是不应该的。我当时也跟队里特地强调了一下，希望他们能够体谅媒体的难处，要改变封闭的状态，配合好记者的工作。
《东方体育日报》的张华在一些人眼中是个刺头儿，这个人也挺能闯。记得我回中心没多长时间，有一天中午他找到我的办公室，先自报家门说了一番自己的经历，然后说不是采访，就是希望能和主任聊聊。
我当时有点困，不过一想一个年轻记者也挺不容易的，就跟他聊家常似的聊了挺长时间。我不知道他对那次聊天有什么印象，但看他确实经常写些很有个性的文章，遇到一些重大事件反应也都很快，像后来的东莞会议和财富论坛上出来的篮球和足球第一运动之争，他就抢先写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
不过因为有个性，张华也得罪了一些球队，比如有一次在采访八一队时，一个运动员把他给打了。我知道后，马上要求八一队作出妥善处理。由于张华平时写了不少关于联赛的负面报道，因此，大家说起张华都很反感。我的意见是咱们不能要求记者替我们歌功颂德，只要不搞假新闻，实事求是地反映联赛问题的报道，哪怕是负面的报道也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应该允许，对这些记者应该予以保护。
和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实际上也有很大收获。因为很多业内的资深记者，像徐济成、孟伟、梁希仪、孙保生、苏群、谭杰、薛原、杨毅、单磊、于嘉、孙秋峰等对国内篮球运动的发展状况、对NBA的情况都很了解，也有自己的看法；每到关键时刻，他们都会给我反映情况，提出十分中肯的建议。通过交流，我发现这些老记们都是见多识广、有见识有思想的，每每和他们交谈一次，对我都有不少启发。
我和篮球记者的关系很好，这是圈内外公认的。后来我发现有一些人曲解了这层意思，有人说：“李元伟更会亲近记者、利用记者，因此说他坏话的记者相对较少。”还有人说：“李元伟就是在处理媒体的关系上比较圆滑，因此获得了不错的口碑。”甚至有人说“李就是热衷于炒作，其实他‘执政’的那几年什么也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