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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说点您不知道的 作者:郭宝昌-第21章

小说: 说点您不知道的 作者:郭宝昌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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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组的人匆匆走来,我激动地望着他,这是叫我来了。谁知他竟向Y君说“电力学院的接你来了”,我大惊忙问:“错了吧?是电影学院吧?”他把眼一瞪说:“电力学院!”

  我如掉进了万丈深渊,眼前直发黑。Y君走了,兴奋不已。这不可能!我不死心,这太离奇了,我又奔向“罗马”吉普,不管司机理不理我,焦急地问:“师傅,你调到‘电力学院’啦?”他惊慌地头都没抬地“嗯嗯”了两声。完了,彻底玩儿完!认命吧,天杀我也!我失魂落魄地回到监舍。刚刚坐下,只见Y君气急败坏地走进来说:“×他妈的!电影学院!叫你呐!”我已经顾不得高兴了,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一进管理组的门,一个胖胖的中年人立即站起向我伸出手。

  “郭宝昌同志,我是学院工宣队队长老王,我来接你回去。”

  “同志”!这个称呼实在是久违了,这不是习惯性的随便叫一下吧?而且这工宣队的手是可以随便握的吗?在我常年受到非人待遇的时候,这善意的表示我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我惊诧地、胆怯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咱们马上走。”

  这温馨的声音像在云外,像从天上飘来。我跑回监舍,没什么可收拾的,用凉席把烂被子烂褥子一卷完事。

  当我把行李扔上吉普车的时候,一件令人揪心的事发生了。一个女孩子端着饭碗匆匆跑来,停在了管理组门口,神色惶惑地望着我。这是果树四大队的一位革命女职工,两年多来她特别照顾我,每次到劳改队要劳力的时候,她准点我。她没有把我不当人,她是我在劳改期间惟一使我感到人的温暖的人,使我感到人间还有同情,这曾极大地鼓舞了我生的欲望。有时她过分地关心,经常使我慌乱,使我心颤,使我恐惧。我是什么?我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感激她,喜欢她,但从未有过任何非分之想。她呆呆地望着我,我感到所有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俩,我慌忙上车,深深地低下了头。

  车子启动了,我一抬眼,她仍呆呆地站着。车到农场门口要拐上公路了,我再看,她仍呆呆地站着。再见了,好姑娘,我谢谢你、会记住你,但我的心已不在农场,已经飞向了北京,飞向了学院。

  一路无话,我想象着回到学院老同学们的笑脸,热情的问候;想着我该说些什么……车行至北太平庄,终于看见了街道、看见了马路,再往前走就是电影学院了,我的泪水突然夺眶而出。工宣队长望了我一眼,我忙扭头擦去眼泪。进了学院,车停在中楼门口,工宣队长下车仰头大叫:“王师傅!郭宝昌回来了!”二楼窗口立即探出一个花白头发的人,这就是王师傅了。他下了楼还带着两个人,我一看竟是原来字幕车间的张老师和实习处的刘老师。我忙叫老师,两人却惊慌地低下头去拿我的行李,我忙上去抢,我怎能享受这种待遇?但王师傅却厉声说:叫他们拿!我惴惴不安地跟着两人走进北楼,竟然一个人也没见到,更不用说老同学了。

  整个儿学院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我被带进了一间由厕所和洗澡间改造的“牛棚”,这里关的是“全托”的现行和历史反革命,加上我共六人。那两个拿行李的老师也在其内。

  所谓“全托”,是借用了托儿所的名称。每晚家长把孩子接回家的叫“半托”,不接而住宿过夜的叫“全托”,我们这六个人是不准回家外出的。

  我还没缓过神儿来,王师傅又把我带走交给了工宣队的副队长,并把我带到了“黑帮”班。

  这是一个我们原来上课的教室,一进门,我就傻了:两长排桌子,坐在那里的上自院长、书记,下至导演系、表演系的老师,满满一屋子。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望着我。副队长宣布,我今后就在这“黑帮”班里参加学习。我按指定座位坐下了,我旁边坐的竟是我原来的班主任汪岁寒。他很惊慌,不时偷看我,忽然他低声向我说:“我没整你,我没整你!”谁问他了?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一走进食堂,忽然一声怒吼吓了我一跳。

  “站住!”

  一个我不认识的学生(应该是在我劳改后才入学的)凶巴巴地指着我。我站住了,他走过来,立即围上了很多学生。

  “低头!”

  这我很内行,很习惯,立即便找到了在劳改队的感觉。

  “告诉你郭宝昌,从现在起,你不许和任何同学说话,不许外出,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听见没有?”

  我说听见了,我的所有美好的想象,当即灰飞烟灭。回到“黑帮班”我已是万念俱灰。突然走进三个军人,后面两个一看就是跟班儿的,前面的人是军宣队长。他背着手边走边依次问了几个人的认罪情况,又走到一位导演系老师前,这是中外知名的大导演啊。队长问:“你是××吧?”××立即毕恭毕敬起立站得笔直答曰:“是。”又问拍过什么片子?答曰××片,××××片。再问你对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认识?啊!××真是条老汉子!他竟然说:“我拍的××片、××××片子,我不认为是毒草!”

  这不找死吗?奇怪的是队长什么也没说,又走到我面前看了看问你是新来的?我也忙站得笔直回答是。又问你是郭宝昌?我说是。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扭身走了出去。工宣队的副队长又大声宣布:“郭宝昌和你们不一样,他只在班里参加学习,不参加发言,你们管不着他!”

  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是“性质”不一样,还是具体问题不一样?那时凡能管我的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十分敏感地引起我的猜测和分析。想来想去这“不一样”当然是“性质”,“黑帮”班里的人都是“半托”,每天可以回家的,而我是“全托”,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同“牛棚”的六人中除那两位老师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孙教授,曾任国民党高官,还有一位是老右派,在“文革”中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腿,抗拒专政,也关在这里。还有一个总务处的,太恶心了,是“鸡奸集团”的首犯,且多次猥亵少女。怎么什么人都往这里关?太不讲究了。当然,无论什么人,关在这里头的都是“狗屎堆”,这是错不了的!还讲究什么?

  躺在床上我睡不着,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早已回学校的“反革命”全都没事了,杀人犯都参加反美大游行了,而我还关在这儿?为什么工宣队长已经和我握了手还口称“同志”,我还是“反革命”?只想得我头痛欲裂才昏昏睡去。突然一声炸雷把我惊醒,我惨叫着猛然坐起,满身大汗。灯亮了,张老师忙冲过来紧紧地抱住我说:“别怕别怕,没事儿,是工宣队的敲门,每天夜里要查房。”

  门开了,几个工宣队员走进来,见我惊恐的样子问出什么事了?张老师说没事,大概是做噩梦呢!工宣队走了,我才把一个月前劳改队发生的杀人事件说给张老师听。那天夜里的惊吓,不光是我,w君在离开劳改队以前几乎每夜都从梦中惊醒惨叫着坐起。我直到十几年以后才渐渐去除掉这个“恶习”,在下干校时,多次把同学惊醒,大家都不愿和我住一屋。结婚以后,我老婆经常被我吓醒。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每年我也至少做两到三次噩梦,只是不惨叫了。现在打官司,有一种叫“精神赔偿”,很多人不理解,精神有什么赔偿的?但我深有体会。当然,我现在也不会要求什么“赔偿”,也不可能“赔偿”,真正赔偿起来的话,整个中华大地非把咱们国库赔空了不可!

  第二天是星期日,“半托”的都回家了,“黑帮”班只剩了我一个人,我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了工宣队副队长,他叫我别着急,有些问题还没闹清楚,会有人找我谈话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不清楚?最滑稽的是,忽然被劳改队释放回校的航空学院的P君来找我了,说要请我吃烤鸭。我觉得近似胡闹,还烤鸭?我这儿还是“黑帮”班呢!他不客气地质问副队长,所有人都没事了,为什么还把他关起来?P君走后,我说这回你看见了吧,都没事了。副队长说五年都过来了,你还急这几天?

  接着,有人找我谈话了。我被叫到工宣队办公室。里面竟坐着原来我们班的一位老同学,毕业留校的,正满脸杀气地望着我。三问两问我才清楚,问题依然纠缠在我为“反动集团”翻案的那百分之九十九,这差点儿要了我性命的百分之九十九啊!我老老实实说明了我当时的想法,为什么那样做。他恶狠狠地说:“你不老实”!我说当时的形势险恶我没有办法。他咄咄逼人地问:“你是不是不老实?!”我说我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如此。他厉声厉色地问:“说,是不是不老实?”我无奈地低下头说是。

  那真是屈辱啊!怎么一点儿同窗之谊都没有了呢?逼人忒甚了啊!他勒令我回去重新写交代材料。至少我算知道了继续把我关起来的原因。我写好材料交上去,此后隔三岔五便有人把我叫去提出一些新问题。我便一份一份地写。余下的时间则要劳动。我和张老师负责打扫校园和厕所,这些活儿对我来说简直就不叫活儿。只是遇见老同学,脸上十分难堪,特别是表演系的女同学,便觉得还不如在劳改队脱光膀子抡大镐。只有在打扫厕所的时候,张老师无论如何不叫我干,他刷,只叫我站在旁边看。我怎么抢着干也不行,他说:“你是少爷,哪儿能干这种活儿!”都什么年月了?还“少爷”呢!张老师,真是菩萨心肠啊!

  同“牛棚”的孙老师更叫我难忘。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冒着严寒去户外跑步、锻炼。我由于羞见同学,则始终龟缩在“牛棚”内。一天他忽然问我为什么不出去锻炼?我说太冷,他十分严肃地说什么太冷?你原来在学院是运动场上最活跃的人之一,现在怎么了?是不是不好意思见同学?孙老师真厉害,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心眼儿。他说:“挺起腰板儿来做人,问题总会弄清楚嘛!走,跑步去!”我跟着他去跑步。

  操场上人很多,有很多学生也在锻炼,我昂着头,任人去看,居然还有两三个人和我打招呼。顶着西北风跑得满身大汗,孙老师又带我去洗澡间冲澡。好家伙全是凉水,早上哪有热水,孙老师“哗哗”地冲上了,北京的水夏天都乍手,甭说冬天了。冲了一下我就逃了出来,我说:“孙老师,跑步可以,这洗澡就免了吧!”

  就这样,提审、写交代、劳动、跑步,过了一个多月,王师傅把我叫去了,脸色很难看地说,你交代的差不多了。我们审查了你在劳改队的表现,你怎么搞的?在劳改队还散布反动言论?我先是一愣,不知从何说起,坚决地说不可能。他愤愤地拿起一张纸拍在桌上,说这是什么?六条呢!我看了一眼便明白了,是劳改队的“战友”们揭发的,而且由于我很少说话,是他们挖空心思揭发出来的。我笑着说您看看都是什么反动言论。他这才注意看,并念出了一条儿:“郭宝昌极其恶毒地说‘打到了媳妇揉到了面’,猖狂地提倡封建社会的‘打老婆’。”

  王师傅也笑了,说这叫什么反动言论?我忙说,一百多个人里我是最少的,才六条,您去外调一下、查查别人,最少的三四十条,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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