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毒品500年-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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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骂都挡不住她把各种各样的滥药倒进她难受的喉咙里。”贫穷而无权的人们吞服下他们买不起的庸医特制药。1837年，托马斯？赫罗威（1800—1883）在伦敦市做外国人的商务代办，他意识到非处方药有可能挣大钱，开始营销赫罗威的家用膏。到了1851年，他每年花2万英镑做广告。他精心经营他的自制药，后来成了百万富翁。赫罗威属于那种做生意谨慎的人。“我们生活的时代让人感到耻辱。”1845年一位外科医生叹道。在他住的城市利兹，工人阶级周末晚上购买“药丸和药水，就像买肉、买菜一样寻常，在公共市场……随处可见，定点摆放，令人赞叹。一个摊位卖蔬菜，另一个摊位卖肉，第三个摊位就是卖药丸的！”
穷人越滥用毒品，富有而有教养的人就变得越谨慎。怀孕妇女使用鸦片就是一例。1806年，一位年长的贵妇人给卡罗琳？兰姆夫人（1785—1828）写了一封信。卡罗琳？兰姆是未来首相墨尔本子爵（1779—1848）的夫人。信中写到：如果卡罗琳？兰姆夫人要生育的话，我希望她在背上贴上屡试不爽的鸦片膏药。”鸦片酊不断用于怀孕的首相夫人。“他们总是委婉地把莎拉可怕的坏脾气称作兴奋。”一位朋友在1827年7月就戈德里奇夫人（1793—1867）的事写道。戈德里奇夫人的丈夫几个月以后成为首相。“她不愿听到一点不同意见……最后要用大量鸦片酊安静下来，除了她自己安慰自己的办法之外。”戈德里奇关于他妻子健康的“抱怨”令乔治四世震怒，令查尔斯？格莱维尔震惊：“她从不让他有任何安宁，一天要叫他20次，甚至把他从内阁会议上叫出来。他竟然软弱和愚蠢到相信她怪念头的地步。她令他相信，如果跟她闹别扭，她会死。她死了对他倒是再好不过的事，因为她荒唐和无聊。”戈德里奇夫人的女儿才死不久，她又是高龄孕妇，但是她的儿子却未受他母亲用镇静药的影响。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12）
到了19世纪40年代，人们对孕妇服用鸦片的态度有了变化。未来诗人伊莉莎白？巴雷特（1806—1861）15岁时由于抱怨脊椎痛，医生给她开了少量的鸦片酊。鸦片酊成了她的拐杖：鸦片，鸦片，日以继夜，有些晚上鸦片也无用。”1839年她惊呼道。1840年她弟弟的溺死令她十分悲伤。“她的无名病痛更重了，她身体逐渐恶化，虚弱不堪，靠鸦片和家人（精心的、殷勤的、凶恶的）照料维持生命。”评论家丹尼尔？卡琳（1853年生）概括说。她的主治医生是伦敦著名医生弗雷德里克？钱伯斯（1786—1855）。“他的诊所的一部分，爸爸说，是让愚蠢的女人接受她们的愚蠢。”她为她的鸦片瘾的辩解似乎是真诚的。
可能令你感到奇怪，我不疼不痛……却需要鸦片……但我烦躁不安，几乎到令我发狂的地步……那种隐隐约约不停的痛感一直令我难受……仿佛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让身体运动，而是一点不少地被禁锢在身体之中，无力地蹦跳着要出来，冲向所有的门窗。因此，医生给我鸦片，鸦片制品，如吗啡或乙醚——或自此以后，我一直称其为……我的神丹妙药，因为其镇静效果真是好极了。
1845年，一位年轻诗人，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主动与她通信，结果演绎成一场爱情故事。她直言不讳地讲了她有鸦片瘾（“我对睡眠比我过去有了更深的认识，现在她不会轻易地走进我，除了戴上红红的罂粟纱巾。”）她意识到，布朗宁如此恨鸦片，是他爱的一种表现。1846年他们结婚。当她怀孕的时候，她能够减少但不能完全戒掉鸦片。因此，当宣布她的孩子完全健康的时候，她感到“难以表达的狂喜”，因为“伦敦著名医生之一”因她在怀孕期间服用鸦片而“做了不幸的预测”，她原以为会生一个“弱小的病儿”。
许多贫穷的英国父母却不能非谨慎或采取保护措施。反之，她们给他们的孩子服用止痛浆和非处方药——贝利妈妈镇静剂、温斯洛夫人镇静剂、街头婴儿镇静剂、巴特利镇静液、麦克芒万金药、戈弗雷兴奋剂、达菲万金剂、阿特金森婴儿保护剂和多尔比驱风剂。过度使用这些药品害死了不计其数的婴儿和少儿。1834年德比总医院的医师在工厂委员会作证说：“许多在工厂做工的母亲给婴儿们服像戈弗雷甘露酒、达菲万能药或鸦片酊一类的鸦片制剂，这样婴儿可以在母亲离开期间睡觉。”索尔福德和彭德尔顿皇家防治所的医师也指出，工厂的工人并不知道鸦片是一种奢侈品”。然而，它导致了婴儿的死亡。“母亲离家去工作，白天不得不把他们的孩子留给某个邻居照看。这个邻居通常会照看三到四个孩子。当孩子变得烦躁的时候，便给他们鸦片酊催眠。孩子醒来之后，心情烦躁，浑身发热，于是让他们服更多的鸦片酊。这样做的后果不久便显现出来。”伦纳德？霍纳（1785—1864）1833年被任命为厂监。他报告说，仅在曼彻斯特的一条街上，就有三个药剂师。有两种药，一种叫戈弗雷甘露酒，另一种（足以引人注目）叫阿特金森安定剂，他们每一种每周都要卖五加仑。刑事改革家利伍德？约翰？柯雷（1796—1858）证实说，1843年在普雷斯顿的兰开夏郡工业城，1600个家庭买过戈弗雷甘露酒或类似的有害制品。柯雷知道一个普雷斯顿埋葬协会，64％的会员死的时候年龄不足5岁。
英国药剂师提供多种鸦片药丸，鸦片药片、鸦片肥皂、鸦片药片、鸦片润喉片、鸦片膏药、鸦片灌肠剂、鸦片膏和其他产品，如鸦片醋。除专利药品之外； 多数鸦片制品是装在罐子或瓶子里出售的，这样妈妈可以让孩子跑腿到商店买这些药。一种著名的瓶装药叫多弗粉。这是一种吐根和鸦片粉的混合物，是由西顿海姆一个叫托马斯？多弗（1660—1742）的学生很久以前发明的。它最初是用来治痛风。约克郡、剑桥郡和林肯郡的劳苦群众使用鸦片远近有名。但像曼彻斯特，以及像兰开夏郡这样比较小的工业城，也有这样不值得羡慕的名声，但这也许是假的。英国有一个地区种鸦片特别出名。沼泽区——包括北剑桥郡、东亨廷顿郡、西诺福克和南林肯郡——低洼、湿软； 潮湿和不健康的。沼泽地区的劳苦群众很容易生风湿病、神经痛和疟疾，他们的死亡率很高。当地种罂粟做药物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威廉？本廷克勋爵注意到了这个阴湿、凄惨的区域与另一个大鸦片种植区之间的相似。他在两个地方都住过。他说“孟加拉在很大程度上几乎与沼泽区一模一样”。偏远乡村地区的居民，会在星期六到譬如威斯贝奇那样的商业城镇；涌入商店购买鸦片。在伊利这个大教堂城市，鸦片的销售量比其他药品多。乡村的店主、批发商、市场上的摊主、沿村叫卖的小贩，都给沼泽区的人们销售鸦片。居住在村庄或小镇上的人们比偏远小村庄居民或隔离农场的人用的鸦片少。偏远小村庄和隔离农场的人常常与他们的牲口分享鸦片。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新发明的专利时代（13）
战争使服用鸦片人的数量增加。有可能一些战士在拿破仑战争中负了伤，给他们服用鸦片止痛，于是他们上了瘾。另外，或许有时会用药物激励法国军队的士气。1843年一个英国医生很肯定地说，法国军队的外科医生用辣椒粉拌鸦片来恢复筋疲力尽的战士的精神。如果这种做法很普遍； 它一定会引起上瘾；然而，法国历史上毒品用量最显著的增加不是出现在普通士兵之中。哈希什成了在巴黎浪荡子中的一些作家及其仿效者的虚饰。
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是巴黎人波希米亚主义的兴盛时期。1851年马格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情景》一书出版。那时，艺术家和闲士们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和繁琐的缛节，追求一种随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19世纪40年代发现的巴黎人与加利福尼亚20世纪60年代的瘾君子相似。他们想要无条件的爱，希望允许他们实现儿童般的幻想。“不要迫使我做任何事情，一切我都会做。要理解我，不要批评我。”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在25岁时这样写道。法国食用者希望毒品可以调和他们矛盾的愿望。“当我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想做一个军事教皇，有时又想做一个演员。”查尔？波德莱尔（1821—1867）写道，即使还是相当小的时候，我心里有两种相反的感觉：生活的恐怖和生活的狂喜。”他们想在一个机械的时代显示他们的个性； 使自己成为英雄。他们的审美观如同他们的个人习性，意在挑战中产阶级的规矩。他们陶醉于公开扮演罪犯的角色。被控违反公共道德； 他们为此而兴奋不已，因为恶名增加他们的知名度。像恶作剧的孩子； 他们让自己处于一个反常的境地，政府指责他们为罪犯，而他们的崇拜者却义愤填膺地宣称说他们是无辜的。
虽然他们违犯中产阶级的规矩，但他们也畏惧劳苦阶级的生活。事实上，他们不断攻击人们尊重的事物和公共秩序，充分说明了有秩序社会的重要性。他们的反叛行为只不过是中产阶级装模作样地表现他们的不满。在日内瓦一个旅馆的总台，当查尔斯？诺狄耶加入到“来访目的”为“来推翻你的共和国”的活动中时，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上述标语只不过相当于旅馆花园中的“勿踩草坪”。查尔斯？奥古斯丁？圣－伯夫（1804—1869）参加决斗，一手拿把手枪，一手拿把雨伞。1834年，维克多？雨果（1802—1885）有了情妇之后，对他夫人让步，给她买了一份养老金。
这些法国作家们让他们的生活成为公众的关注点，意在打动朋友和令对手恼怒。1846年福楼拜承认说； 他的“本性”是“江湖郎中”。朱尔斯？瓦勒斯（1832—1885） 称波德莱尔为“蹩脚演员”。这些有创造性的年轻法国人，无论他们的动机和成就，常常受到鄙视。他们真诚渴望增加他们的情感经历，提高他们的审美意识。他们不怕受苦，他们极度看轻宁静生活的价值。“没有什么比牡蛎般的生活更糟的东西了。”梅里美1843年恳切地说，“你有时谈起宁静的生活，羡慕不已，就像麻汁带来的宁静，给人一种超级满足感，但与‘几乎是痛苦’的无穷快乐相比，什么都不是。”奥诺尔？德？巴尔扎克（1799—1850） 1846 年同样解释了他尝试的原因，因为他想“在我自己身上研究这种非常特别的现象”。他效仿的是汉弗莱？戴维爵士（1778—1829）和布朗主义医师托马斯？贝多斯（1760—1808）的药理学和心理学的自我实验法。
最重要的是，这些放荡不羁的法国文化人，正如诺第尔所说，是“被拿破仑剥夺了权利的自由孤儿”。从1789的大革命到1815的滑铁卢之战，这之间牺牲了大约一百万法国人（一半不足28岁）。那些更年轻一些，幸存下来的知识青年，反对士兵的野蛮暴行和革命群众的暴乱。他们在了不起的神话般的革命时期之后，获得了想象力，需要创造他们个性化的神话。然而，19世纪20年代波旁王朝的复辟，意味着节制、节俭和愚弄。虽然奥尔良派1830年在一阵群众热潮中掌握了政权，但他们的改革冲动很快烟消云散。到了1840年，法国又回到了中产阶级的轨道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