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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无罪的罪人-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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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托说的那句话实际上已经不会对整个案件有任何影响了。
  莫尔托朝法官席走过去,“法官……”他开口了,但没说下去,因为拉伦打断了他的话。拉伦神色严肃,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样子。
  “莫尔托先生,我不想听你说你的那句证词有多重要。律师在自己代理的案子中不能同时出庭作证,这个规矩不是今天定的,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要违反规定,如果你能说服我,我就批准你的请求,但在你说服我之前,我不想再听你说任何话了,先生。”
  拉伦迅速作出决定,他说他将在八月十八号开庭。然后,他瞥了一眼记者,就离开了。
  莫尔托还站在那里,脸上明显流露出恼怒的表情。作为一个律师,他总是让自己的不满情绪表露无遗,这个习惯很不好。但多年来拉伦和他一直都是这样针锋相对的。我可能不记得卡洛琳在北区分局工作的情况了,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拉伦和莫尔托在那里共事时的情形。他们之间的矛盾尽人皆知。在拉伦受到波尔卡罗的排挤后,他对莫尔托以及检方的态度就更强硬了。遇到警察被指控骚扰的案件,除非警方有确凿的证据,否则他总是会判警方败诉。这让莫尔托很不满,他曾经说,拉伦担任法官,只要一走进法庭,在庭上候审的皮条客、瘾君子和小偷都会站起来鼓掌欢迎他。这些人差不多每天都会出现在法庭上,而拉伦对他们也格外宽容。警察则恨死了他,他们在背后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他。在我完成“暗夜圣徒”案子的调查时,拉伦已经在市中心的法庭工作了很多年,利昂内尔·肯尼利每次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抱怨一番。有一个故意伤人的案子,肯尼利跟我说过不下十遍,那个案子中,一个叫曼诺斯的警察打伤了一个人,他说,是因为那人骂了自己脏话,并且拒捕,才会引起打斗的。
  “什么脏话?”拉伦问他。
  曼诺斯说:“在法庭上还是不要说出来吧,法官大人。”
  “为什么?警官,难道你怕在场的这些人觉得尴尬吗?”拉伦指了指在法庭前排就座、等候处罚的一些人,都是三教九流的妓女、小偷、瘾君子。
  “他骂我操你妈,法官大人。”
  前排传来各种欢乐的口哨声和嘘声。拉伦敲着小木槌,喊着“肃静”,但自己也在笑。
  拉伦继续笑着问:“警官,你难道不知道,这句话在我们这里是一种表示亲热的称呼吗?”
  前排的那些人要乐疯了,大家兴高采烈地相互击掌,还对拉伦致以各种敬礼。曼诺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过了一分钟,拉伦才作出宣判。
  “最夸张的是。”肯尼利告诉我,“最后,拉伦让曼诺斯走到法官席前面,拿着警帽站在那里,乖得像个小学生,他让他对自己说,‘谢谢你,操你妈’,然后才让他走。”
  另外两个人也曾经跟我讲过这个故事。他们对基本情节的讲述都保持了一致,但他们俩都发誓,最后那个词其实是法官自己说出来的。

第二十三节
  通常,在每周的星期三晚上,电话铃都会响起。不用等他开口,我就知道他是谁。我能听到他抽雪茄烟的声音,我不应该同他说话,他也不应该同我说话。他从来不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我们都有自己的顾虑。
  “你还好吧?”他问。
  “还行。”
  “你呢?”
  “也还行。”
  “这事真是乱啊!”
  “还用你说。”
  他笑了,“确实不用我说。嗯,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没什么。你能打电话来问问我,已经很好了。”
  “好吧,我有信心,你一定能很快重新开始。”
  “我知道。你呢?你怎么样?”
  “混着呗。”
  “施密德还在盯着你吗?”我问。施密德是他的上司。
  “他一直就那样,管他呢!”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这帮小人?怎么可能不为难我。”
  我知道,利普兰泽的日子并不好过。梅可曾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她说警局把他调回了总部,撤销了他驻检察院特别专员的职务。施密德让他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帮其他警察写报告。他大概快要被逼疯了吧,但他在警局里,是绝对不会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的。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有很多人正等着看他倒霉。他现在确实倒了霉,这些警察一直都认为利普兰泽在包庇我。
  “我下周再给你打电话。”每次要挂断电话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说。
  他确实做到了。虽然我们每次的对话都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月,大家都看出了这个案子确实非常严重时,他提出可以借钱给我,他知道打官司很费钱。
  我告诉他,巴巴拉已经解决了钱的问题。他说,娶个会攒钱的犹太女人就是好。
  这周,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半天了。
  “你还好吧?”他问。
  “还行。”我说。
  巴巴拉突然拿起另一个房间的分机,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是打给我的,巴巴拉。”我高声说。
  她并不知道我和利普兰泽每周一次的固定电话交流,她只是简单地说“你好,利普兰泽”,然后就把话筒放下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三周以后要准备开庭了。”我说,“说不定还会更快。”
  “我知道,我看了报纸。”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丹·利普兰泽即将出庭作证。这对我非常不利,我们都清楚,但我们都别无选择。在选举结束后,利普兰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接受了莫尔托的询问。我知道,即便他当时知情,他的答案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总是实事求是,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他问。
  “我们都在努力准备。斯特恩真的很厉害,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律师。”
  “他们都这么说。”然后,他暂停了片刻,我听到打火机打火的声音,“你有什么需要的吗?”
  “还真有。”我说。之前,我就打算好了,如果他这次没有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也不会主动提起。
  “说吧。”他告诉我。
  “我必须找到这个叫尼奥的人,尼奥·威尔斯,你知道的,那个在北区分局贿赂了检察官的人,也就是写举报信里的那个人,卡洛琳和莫尔托一直在调查的那个人。斯特恩雇了一个私家侦探,什么都没有查到。私家侦探说,这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不能去找汤米·莫尔托问吧。”
  这个私家侦探名叫内德·波曼,斯特恩说他很厉害,但他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把那份文件的复印件交给了他,三天后,他说他帮不上忙。他说:“天哪!这些天,北区分局真是乱得一塌糊涂,什么都查不到。我只能祝你一切好运。”真的,在那样的地方,你不可能查出每个人到底都干了什么。
  利普兰泽对我的这个请求思考了很久,久得超出了我的预计。但我知道他的担心,如果警局发现他在暗中帮我,他们会直接开除他,这是违抗上级命令,是背叛。那他十五年的辛勤工作、他的养老金,都会付诸东流了。
  “如果不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绝不会开口求你的。”
  “怎么重要?”他问,“你认为莫尔托在这件事情上也搞鬼了?故意陷害你,好让你查不了这个案子?”我听得出来,虽然他并没有指责我的意思,但他还是觉得我的这个想法扯得确实有点远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想听我真实的想法吗?我就是这样想的。不管他有没有陷害我,但如果我们能够查明白这件事,那一定会让他下不了台,因为这种事情总是能够引起陪审团的关注的。”
  他又沉默了。
  “要等我出庭作证以后。”他说,“你也知道,那些人时时刻刻都盯着我。我不想他们来问东问西,他们就等着我出错呢。等我出庭完以后,他们就会放松对我的监视了。到时候,我再去查,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好不好?”
  不好!等到那时候,就太迟了,但我对他的这个要求本来就十分过分了。
  “好!你真是我的朋友。”
  “你很快就会没事了。”他说,然后又说,“我敢打赌。”
  又是夏天赛季的棒球赛。幸好,在这个赛场上,没有身份级别的差别。八月的傍晚,空气沉闷,这些小球员们对飞来飞去的小球似乎还有点摸不清方向。大雨倾盆而下,他们在雨中尽情地奔跑、跌倒。女孩们的进步更加明显,她们扔球挥棒的技巧都在日渐成熟,而男孩们好久连球都碰不到。你告诉他们在挥棒时要如何掌控力度是完全没用的,这些八岁的小男孩们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去挥棒,觉得力气越大越好,他们仿佛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对他们,你就是说一百遍要让球尽量贴地击出,都没有任何意义。
  令人惊讶的是,奈特好像是个例外。这个夏天,他变了,他开始能认真听进别人的话了。他似乎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开始明白,原来自己做事的方式是会影响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的。每次当他挥棒击球时,我都能看到他把眼睛抬起来,仔细打量赛场上的情况。一方面,可能他是模仿了电视中棒球运动员们的举动;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自己慢慢开窍了。另外,他也开始渐渐关注自己的外形。巴巴拉说,他似乎对自己的衣着打扮更讲究了。我虽然很高兴他的这些变化,但也不由得担心他这种突然成熟背后的原因。按照他的年纪,应该还正是懵懵懂懂的时候。我觉得,他之所以会开始关注周围的世界,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正在给他的父亲带来诸多烦恼。
  球赛打完以后,我们就先回家了。虽然没有人会冷血到拒绝我们参加赛后的野餐会,但我们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在我被指控以后,我们曾经去过一次,真算得上是度日如年,如果有人不小心说到了某些话题——例如检察院里的事,或是电视里类似我这个案子的破案片——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话题,却会引来尴尬的沉默。我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去参加野餐会了。那些男人倒是很大度,能够接受我的存在,但这对孩子不好。在那样的场合,我们总免不了去想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发生的事,如果我被定了罪,到时候又该如何跟别人解释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最后,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惶恐的心情中度过美妙的夜晚。于是,球赛完以后,奈特和我会向他们友好地挥挥手。我拿上球棒和手套,奈特踩着路边的蒲公英,跟在我身边蹦蹦跳跳。
  奈特从来没有过任何抱怨,这让我很感动,我的儿子对我是这样贴心,天知道他的那些朋友是怎么取笑打击他的。作为成年人,我没法想象他所承受的来自同龄人的嘲笑和恶意攻击。我是他所有这些痛苦的根源,但他并没有抛弃我。他并不是个任性的孩子,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却表现得有点任性。他会把睡在沙发上的我拖起来,让我陪他一起去滑冰;我晚上出门取报纸、买牛奶的时候,他也坚持要陪我一起去。我们一起走过小区里的树林时,他一点儿也不害怕。
  “你害怕吗?”我们走在路上时,我突然问他。
  “你是说,如果你被判有罪了,我会不会害怕?”开庭的巨大压力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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