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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超越死亡:恩宠与勇气-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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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将是全心治疗与开放探索的一年,我不会再为“对世界没有贡献”而懊恼。辅佐的计划不再是来自恐惧或制造恐惧,而是来自信任,还会带来一份探索、振奋与成长的感觉。可能是我愈来愈觉得生死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议题,这两者的界线开始模糊,我不再执著于生,有这种念头时,我也不再怕自己丧失活下去的意志,我愈来愈能领会“重质不重量”这句话的真义。

我很高兴这趟旅程有肯相伴,一月底我们会搬到塔霍湖的新居,我们将开始全新的生活。

我们从拉雷多回到穆尔海滩,崔雅开始和几位医师及专家们会谈,她想知道自己是否全盘地了解了。随着咨询次数的增加,逐渐浮现一个令人不安的警讯:崔雅的确有胸腔复发的现象,这意味着她罹患的是转移性癌症,而且是所有征象中最糟糕的:第四级第四期。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生气,暴怒!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呢?如果被他们说中了怎么办?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该死!真该死!肯试着安抚我,但我不想被安抚,我要将怒气狠狠地发泄出来。我愤怒是因为原本我可以早一点武装自己来抵御它的,但现在防线却轻易地被打破;我愤怒是因为我们被许多不同的意见所包围,有些来自主张化疗的医师,有些来自许多主张另类疗法的亲友。我怀疑如果他们也得了同样恶毒的癌症,是否还对自己所推荐的方法如此充满信心。我痛恨这整个情况,尤其痛恨所有的未知!知道自己需要做化疗,已经够难受了,如果根本无法确定,在手术的过程中又有迷途的癌细胞被留在体内,你的感觉会是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崔雅一旦开始思考由肿瘤科医师提出的新证据,整个局面便难以避免地陷入令人毛骨悚然的推论中。如果胸腔复发是事实,那么不接受最激进的化疗,崔雅在未来九个月中就会有百分之五十零一次复发的几率(而且可能会致命)。不是几年,是几个月!从完全不做化疗,到接受少量的化疗,到最激进、最具毒性的化疗,这一连串的过程简直比中世纪的酷刑还要痛苦。

脚步缓慢地向化疗趋近。想起圣诞节时,我们还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切——外科医师与放射科医师都说用不着做化疗了,如果问肿瘤科医师的意见,那就等于是在问卖保险的人你需不需要保险。因此我们只有倚赖利文斯顿的方法了。

我们回到旧金山,与两位肿瘤科医师约了时间。他们俩都建议要接受化疗,一个建议采用CMF,另一个则建议使用CMF—P(这两种化疗都是时常被采用且相当温和的,是病人比较容易忍受的)。我心中的危机意识愈来愈重了。去年我只有一个不好的指数——肿瘤分化不良(属于第四级),然而大小中等,属于第二期。至于其他方面——雌激素呈阳性反应,20个干净的淋巴结都很好。

现在,这份平衡感完全被推翻,一年内复发的可能性突然增加,而且是在接受放疗的区域复发,雌激素也变成了阴性反应,还有组织分化不良的程度已经到第四级。我逐渐相信不做化疗是愚蠢的决定,尤其是CMF并不难适应,落发量不多,一个月才注射两次,一天只需服三次药,这样我不但能避免各种感染,还能维持正常生活,好好照顾自己。

我和肯所受的折磨开始展露。我今天去散步时,他把事情的原委详细地告诉了我母亲与妹妹。我一回到家便开始向他发脾气,他未经我的许可擅自说出这件事,我觉得受到了他的排挤。通常他对我发脾气这件事是不在意的,可是这一回,他被我激怒了。他大声地叱责我,说如果我认为这个癌症的残酷磨难只是一个人的事,那我就太疯狂了,因为他也必须一起受煎熬,而且深受影响。我觉得很罪恶,自己实在太小气了,然而这似乎是我无法控制的。

我希望自己能更敏感一点,不要把他的支持与坚强视为理所当然,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快支持不住了,他其实也需要我的扶持。文人小说下载

在我们两人身上的折磨仍旧持续着。崔雅和我疯狂地打电话给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的专家们,从得州的布鲁门欣(Bloomenschein)到意大利的鲍那当纳(Bonnadonna)。

天啊,这一切要到何时才停止?光是今天一天,肯和我就和五位医师通过电话,其中包括在安德森医院的布鲁门欣大夫,他被公认是全国最杰出的乳房肿瘤专家,正如我们在旧金山的肿瘤医师所言:“全世界没有人能打破他的纪录。”这表示布鲁门欣医师以化疗治愈病人的比率比任何人都高。

我已经决定要采用CMF…P,很可能明天早上就要注射第一剂化疗药剂。但是当布鲁门欣医师回电话时,我的世界又再一次被推翻了。他强力推荐阿德利亚霉素(这是最强的一种化疗药剂,有许多可怕的副作用),他说这种药剂的效果要比CMF显著得多。此外他还特别指出,我的情况无疑是胸腔复发,属于第四期,而最近的研究显示,胸腔复发后接受切除手术的妇女,如果不采用化疗,九个月内复发的比率将商达50%,三年内的复发比率为70%,五年内的复发比率则是95%。他说,我现在有95%的几率是最细微的癌症。如果我的动作够快,现在就是我的“机会之窗”。

好是好,可是这个阿德利亚霉素……它会让我掉头发,一年中每三个星期就有四天整天随身带着便携式的泵(pump),眼睁睁地看着毒药一点一滴地流进身体,我的白血球会被杀死,口腔会溃烂,甚至还可能危及心脏。这一切值得吗?这种治疗会不会比疾病的本身还糟?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九个月内有50%的致命性的复发几率呢?

我们挂上电话之后,马上又打给彼得·理查兹医师,他仍然坚持这是局部性的复发,没有必要做化疗。

“帮帮我们的忙,彼得,拜托你打电话给布鲁门欣大夫,把你的判断告诉他。他把我们吓着了,我想看看他是不是也会吓着你。”

彼得打了电话给他,但这是一盘僵棋。“如果这是胸腔复发,那么他的数据就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认为这是局部性的复发。”

崔雅和我茫然相对。

“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她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也不晓得。”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们俩突然爆笑了起来,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告诉崔雅她该怎么办。

“我甚至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为你提供意见。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再和其他的内科大夫谈谈。似乎没有人能确定到底是胸腔复发,还是局部复发?”我们累得瘫在椅子上。

“我有一个最后的打算,”我说,“想不想试试看?’

“当然。”

“这个决定的关键是什么?肿瘤细胞的组织,对不对?病理报告,就是这份病理报告判定了细胞恶化的情况,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和一个重要的人谈过,你猜那个人是谁?”

“病理学家拉吉欧斯医师。”

“要我打还是你自己打?”

崔雅迟疑了一会儿。“医生们比较听男人的话,你打。”

我拿起听筒,拨了儿童医院病理部的电话。据说迈克·拉吉欧斯医师是—位享誉国际、非常杰出的病理学家,是癌症组织学领域中的革新者。他曾经在显微镜中仔细地看过从崔雅身上取下的组织,而这些医师们也都是在看过他的报告后,才衍生出如此分歧的意见。现在是追本溯源的时候了。

“拉吉欧斯医师,我是肯·威尔伯,泰利·吉兰·威尔伯的先生。泰利和我现在必须做出非常重要的决定。我是否能耽误你几分钟,和你谈谈?”

“我们通常都不和病人谈论病情,我想你应该了解才对。”

“拉吉欧斯大夫,我们至少征询过10名医师的意见,他们对于崔雅的复发是局部性的还是转移性的,有相当分歧的看法。我只想知道,依你看来,这些细胞到底有多大的侵略性?拜托你告诉我们。”

一阵沉寂。“好吧,威尔伯先生,我不希望吓你,但既然你问起,我就实话实说了。在我的病理学生涯中,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癌细胞,我不是刻意夸大,只是在说实话,我个人从未见过这么具侵略性的癌细胞。”

当拉吉欧斯医师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双眼眨都没眨一下。我的表情完全呆滞,没有感觉,什么都没有,只是愣愣地杵在那里。

“威尔伯先生?”

“告诉我,拉吉欧斯医师,如果是你的妻子,你会建议她接受化疗吗?”

“我会建议她去做她所能忍受的最激进的化疗。”

“其他的方法呢?”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虽然他可以花上一个小时快速背诵许多统计数据,但他只是简略地说明:“尽管到处都有奇迹发生,但我还是要说,其他的方法并不十分有效。”

“谢谢你,拉吉欧斯医师。”我挂上了电话。

8 我是谁

星期二我搭飞机前往休斯敦。阿德利亚霉素有50%的几率可能对我的卵巢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或导致停经。我非常恼怒,也许一辈子都不能有小孩了,为什么要发生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在我46岁的时候才发生?那时肯和我已经结婚10年,或许也有了小孩,一切就容易应付多了。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发生?太不公平了,我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不想再被生命摆布,去你的吧!我要走了。

但那些罹患白血病或霍金森氏症的年轻人,甚至没有机会活得像我这么久,没有机会旅行、学习、探险、付出或找到人生的伴侣。一想到这里,我就平静下来了。这似乎是很正常的,想到情况比你更糟的人,会让你更重视生命中积极的那一面,也会想去帮助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我们决定接受布鲁门欣医师的建议。注射化疗药剂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我的胸腔植入一条导管,连接到随身携带的泵上。未来的一年中,每个月有四天我都得带着它到处跑。

我有点担心这次植入手术,肯在旁边看着我准备就绪,亲了我一下便离开了。我一个人躺在冰冷的长廊里,身上覆盖着手术用的布单,眼睁睁地盯着天花板出神。大夫来了,看起来相当和善,也很有悲悯之心,我禁不住落下泪来。这幅景象到今天都很清楚。他向我解释整个手术的流程,我的眼泪不断地夺眶流出,因为这个决定已经使我没有回转的余地。我必须接受化疗,接受所有可能发生的后遗症,包括不能生小孩的事实。我无法告诉他我的感觉,禁不住放声大哭,助理护士还是同一个人,理查兹医师为我切除肿块、拿掉右胸,哈维大夫为我做左胸整形手术时都是她在一旁协助。我很喜欢她,我们平静地交谈,缓和了我心中的哀伤,在第三手术室里进行如此平静的交谈实在有点怪异,我的头顶灯火通明,左边有一个看起来像是X光的机器,稍后要用来检查导管的配置,左手吊着点滴,左腿贴着接地导电片,前胸与后背都贴着心电图的电磁片,好让我的心跳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一点私密性都没有,连内在的感觉都随着这忽起忽落的哔哔声公诸于世)。我的恐惧不在于手术本身,而在于这似乎是无法逆转的一步。医师一再向我保证,这根导管可以随时抽出来,但我想他应该懂我真正的意思。

当丹美罗止痛剂(Demerol)缓缓地发生效用时,我想起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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