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那些官事儿:暗权力-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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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兔死狗烹？或谓，这是乾隆的英雄史观？只要是英雄，哪怕是敌人，他们就充满敬意。而如果是狗熊，哪怕是朋友，他们也视为臭粪，恨不得打翻在地，再踏一只脚。
其实都不是，乾隆把袁崇焕倒过来，将钱谦益颠过去，不是他昏了脑壳，不是他乱了手脚，不是他政策变化无穷难以揣摩，不是他闲着无事，为翻案而翻案，他心里明镜似的，比谁都清白。他翻袁覆钱，有一套坚定不移的价值准则，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忠。袁崇焕忠，是好样的——“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敌，但尚能忠于所事。深可悯恻。”钱谦益不忠，那是坏蛋——“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宁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于统治者言，没有比忠更高的价值观的了，忠超越在亲之上，超越在祖之上，甚至超越在国家之上。他们需要的是奴才似的忠诚，走狗似的忠诚。
乾隆喜欢搞翻案，有段时期真个是翻案成风。清兵入关之处，抗清志士史可法孤身守扬州，被俘拒降，高呼口号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乾隆某年秋天，翻阅宗室王公功绩表，看到了史可法写给多尔衮劝降书的回信，读后神经触动，马上就给史可法*，追谥号为“忠正”，且写诗大力歌颂：“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名复书书卷内，千秋忠迹表维杨。”把曾经的清朝反革命史可法颂为光风霁月，千秋不朽！明末另有抗清志士黄道周与刘宗周，乾隆表彰道：“史可法之独撑危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
乾隆翻案，并不只是为个别人翻，他提出要给四种人翻：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者；不甘国亡而在家自杀者；抛妻弃子为复明而四处流亡者；至死不入新朝做官者。“凡明朝尽节诸臣，即同为国抒忠，优将实同一视。”同时给他们出台了褒奖条例，主要有：根据抗清者原来官职大小与抗清事迹影响大小，给予专谥或通谥；可以列入忠良祀，并由翰林院撰写谥文，容许立碑写传……据说，乾隆给这些人*的，多达三千余人。
暗权利 第二章（24）
可是非常怪异的是，在大规模表彰明末抗清者同时进行的，是他大规模地打压与*当时怀明者。明朝已亡百多年，这些人仍然怀念，不是更体现忠心么？为什么用两重标准呢？纵观历史，罗织文字狱最多者，可能非乾隆莫属。他所办的文字狱的划线标准，一言之就是：不忠。不论是真的不忠于清，而是假的或者说他疑心不忠于清，他都是杀无赦！比如，他翻湖南山野秀才曾静策动岳钟琪一案。他爹雍正把曾静的思想改造过来后，被判不死的，乾隆一上台，却是格杀勿论。这里头乾隆有甚指导思想呢？其实翻曾静案与翻袁崇焕案、翻钱谦益案、翻史可法案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忠字为翻案标准。他对袁崇焕等以不忠为忠，对钱谦益者以不忠为不忠，都是以忠字划线。乾隆如此强调这个忠字，是很有深意的，既欲以之服务为当朝盛世，更有为末世早做打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清朝灭亡也是有时的，到那时候，谁将反清呢？清朝末世是需要钱谦益还是需要袁崇焕？乾隆当然得为子孙谋，为筵席散时预留空间焉，可以多一晌苟延残喘嘛。现在把这种忠奴观念树立起来，深入人心，成为大清子民的思想基因，那当然好。
与钱谦益的“进退无据”相比，乾隆是特别进退有据。当时招降纳叛，他意志坚定；现在尊敌杀盟，他目的如一。钱谦益反反复复，说明他有心理斗争，可恨之处有可怜。一切都在乾隆的掌控中，猫戏猴，虎逗羊。满清把钱谦益、曾静戏来逗去，如此之进退有据，比钱谦益们之进退无据，更是可怕十二分，这叫：平生谈节义，百死事君王，进退都有据，政治哪有光？
16．四态“才”、“官”、“财”
萨孟武老先生认为中国历来的官本位社会主要是两种形态，一是读书、做官、治国，萨老把其列为公式是：才—官—才，即学而优则仕，读书增长自己的才干，有了才干便可做官，然后运用自己的才干来治国齐家平天下；另一种是读书、做官、发财，萨老给其列出的公式是：财—官—财，即用自己的钱去买公家的官来做，做公家的官是为了发自己的财。萨老是大家，对于历史深有研究，尤在社会学上算得上是执牛耳的人物。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上海各大学校长，后来去了台湾，所长政治学与社会学。所以，他对中国社会看得是很通透的。比如他列出的这两个公式，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很有化钢铁为绕指柔的功夫。
萨老概括的两种形态，也许是最基本的，但是，我们历史上还有不太基本却也存在的官本位形态，或者说是变体吧。在下以为，最少另外还有两种形态，一是读书、做官、发财，可以列为公式是：才—官—财；一是花钱、做官、治国，可以列为公式是：财—官—才。
才—官—才，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其实，做官并不是什么大坏事，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依靠“官”这个平台。如果谁也不出来维持社会秩序，那么，社会要么是到了天堂，要么是堕入了地狱，而且堕入地狱的可能性更大。治国是必须有才干的，才干是必须通过学习的，有学于胸是应该展现出来的。对于天下读书人而言，做官是实现自己抱负的最佳载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读书人最大的成就感。“才—官—才”这种形态如果成为社会的绝对形态，或者退一步说，成为主流形态，如是，则“官”这个字将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一个词，社会自然也就会政通人和，那是朗朗乾坤，清清世界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暗权利 第二章（25）
但是，这种“才—官—才”的社会更多的是一种梦想。很多时候我们倒是“财—官—财”的时候多。萨老说，中国的卖官制度开始于所谓的“文景之治”的盛世，“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这是汉文帝确定的“法律”，到景帝“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只要有“贾”，什么“民”都可招为“公务员”。买官卖官这桩买卖是利润最大的交易，卖者特别划得来，因为他几乎无须成本。商家买货，总得要自己先垫资本“进货”，而官家卖官，一个官帽子，不过是一张红头文件纸而已，而且这张纸绝对不要自己出钱，是公家的“办公经费”里报销的。“纸钱”都不要，那“卖帽子”的票子就到了自己手上。于买家而言，也可以说是一本万利。这里需要细辨一下的是，在初始时，买官的钱，极有可能是私人的钱，而一旦买上了，那就根本不需要自己掏钱了。所谓以公家的钱买公家的权，把公家的权变为私人的权，再以化公为私的权去套取公家的钱，然后，把公家的钱变为私人的钱。
“财—官—财”的社会，萨老认为是历史常态，其实说来，“才—官—财”的社会也许更多见。明目张胆地买官卖官，不但老百姓痛彻肺腑，就是统治者也往往看不过眼，所以多半是“潜规则”。在表面的“显规则”上，“官帽市场的准入证”往往不是“财”，而是“才”。自隋朝开始科举取仕，公务员“逢进必考”便成为“制度”，成为“主流”，那种“买官卖官”的现货交易排斥在“制度”之外。但是，进入了“官场”，“才人”们做了官，是什么样的形态，那就难说了。靠读孔孟之“治国平天下”敦敦教诲而登坛拜将入庙出相的士子此时此刻还是想着“治国平天下”吗？恐怕早就把孔孟给卖掉了。“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好像是有人这么公开“宣言”过的。所以，很多人十年寒窗，一朝中举，吃得苦中苦，为得人上人，就大肆收敛钱财。古今贪官，十有*走的是这条路径。
也许极为鲜见的是另类形态：财—官—才。这种社会想起来好像是没有的，用自己的钱去买官做，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了替公家出力，谁那么傻瓜啊？是天方夜谭吧？这种人虽少，但并没绝迹。左宗棠才气飞扬，而性格耿直，视钱途通达前途为莫名之羞，怎么也不愿干此龌龊勾当。有一年，左宗棠从新疆归来见天子，能见天子多么美好啊，是封官授爵的事，好多人求之不得。但他到得金銮殿大门口，太监不让进，像唐僧在西天取经，“阿傩”、“伽叶”要“人事”一样，太监们向左宗棠要3000两银子，方才安排晋见“领导”。左宗棠死活不肯，最后，李鸿章出来圆场，替左氏出了这笔钱，也算是左宗棠花财买官替国家出力吧。而更典型的是徐锡麟。徐锡麟参加同盟会，打算以身殉革命。1906年，自日本回国，他的结拜兄弟陶成章出主意——先捐个出身做上个官，然后再谋图革命之事。也就是按照当时清朝的惯例，捐钱给政府，要求政府派给一个官职。捐官要花钱。徐锡麟的赞助人叫许仲卿，一出手给了5万银元。靠这5万银元，包括陶成章在内的四个结拜兄弟，分别捐纳了知府、同知等衔，徐锡麟也捐得一个道员的职务。他靠这个职务接近安徽巡抚恩铭，以便刺杀，但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巡抚没杀成却就了义。自己花钱去当官，目的是为家国捐躯，为自己买死，徐锡麟真是绝无仅有。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暗权利 第二章（26）
如果说，“才—官—才”是清明的社会形态，那么，“财—官—财”是腐朽的社会形态；如果说“才—官—财”是腐烂的形态，那么“财—官—才”则是一个烂透了的社会形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才—官—财”的形态里，“才”是“市场准入”凭证。而“财—官—才”呢？公务员的准入证是“财”了，前者是有才无钱可进来，后者是有才无钱莫进来。想为国家出力都得靠钱去买了，两者相比，谁更烂呢？那真是末世了。你看，左宗棠、徐锡麟不是清末人物吗？自然，财—官—才，社会这个前提已烂，而到底有人在支撑危局，等到了财—官—财，那就谁也拯救不了了。如果把一个由盛而衰的社会划分四个阶段的话，那我认为，依次是：“才—官—才”，“才—官—财”，“财—官—才”，“财—官—财”，许多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体上走的是这样的王脉轨迹。
17．魏徵的妩媚
魏徵以敢犯龙颜极言直谏而名于史。武死战，文死谏，魏徵死谏起来对皇帝老子也不留任何情面，唐太宗对其亦是敬畏三分。这在“巍巍朝庙堂，都是阿谀场”的官场里头，算得上是一个异数。在当朝及后世的印象中，魏徵成了一个肝胆铿锵，刚烈竣切，丝毫不见奴颜媚骨的硬汉子角色。
在官场里头生存的*则是顺龙鳞，而非逆龙鳞，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验之万官而皆灵，造就了许多驯官循吏。那么，魏徵敢与皇上顶嘴，是不是成了反法则的特例呢？在我们这些局外人看来，委实如此，但在唐太宗眼里，魏徵却始终没有跳出官场的法则。
唐太宗在一次与臣相们聊天之际，谈及魏徵，不经意地脱口道出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人谓魏徵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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