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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我这九十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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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
  父亲几人被捕,新蔡全县哗然。曾任今是学校代董事长的新蔡县财委主任张山甫、新蔡县教育局长蔡子含等各界人士,都奔走相告,呼吁营救。前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张轸、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河南省政府民政厅长方策、河南省教育厅长鲁荡平等得到消息后,也分别向汤恩伯发电报或写信,力保我父亲。
  情况紧急。正巧,父亲抚养的过继孙子任济世(孙济世)、张觉民夫妇,三年前率他们组织的抗日话剧团活动时,经张轸军长介绍到汤恩伯部受训,做过汤的学生。济世曾被汤恩伯安排在机要股任职,妻子张觉民也曾在汤恩伯家做家庭教师。他夫妻俩听闻祖父被捕,给汤部参谋长万建藩发电报营救。汤恩伯这个人,很重视与学生的关系。他听说任芝铭是济世夫妇的祖父,表示另眼看待。而且,本来他就知道任芝铭是老同盟会员,并不敢随意加害。没什么真凭实据,又迫于社会压力,关押一个多月后,汤恩伯改变态度,亲自传问我父亲,当面道歉,待为上宾。他拉着我父亲的手说:“对不起,很抱歉,不知您县里有派别。您回县不安全,就请您在这儿帮我做事,好吗?”给了我父亲一个“高级参议”的衔。父亲没有拒绝,但县里有事,便回县了。同时被捕押的黄韵秋和王鹏,也和我父亲一起被释放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豫南“共党首要分子”,汤恩伯的“高级参议”(2)
父亲一直在心里装着三件事,割舍不掉。这三件事是:修烈士祠堂,恤烈士家属,办新式学校。早在20年代初,在一封给我母亲的信里,谈及收入时,他便说到了这三件事:“况时局不定,尚不知能干几日。不趁此时稍留盈余,恐事机一去,势难再得。若使下台之后,两手空空,不惟修祠、办学及抚恤亡友家属各事不能办到,并吾家亦无光可沾。”父亲的收入,主要都用于这三件事了。修祠一事,父亲在心里装了三十年。老同盟会员、*革命先驱、新蔡人刘粹轩和阎子固民国初年牺牲以后,父亲一直想在家乡为他们建立祠堂,表彰先烈,教育后人。1922年,在刘粹轩蒙难地张茅镇建纪念祠堂时,父亲曾为撰写《刘烈士祠碑记》,文千字。其结尾云:
  嗟乎!河汾中说,恒痛惜于董常;姚江传习,尤致哀于徐爱。珉之学行,曷敢窃比先儒万一?而烈士之成仁殉国,实可媲董徐而不朽矣!兴言天祝,曷遣鄙怀。聊述卮言,冀昭来叶。长河乔岳,中州之浩气长留;风马云车,天上之英灵永护!
  到1940年,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在新蔡县兴建刘粹轩、阎子固两烈士祠。主办人除我父亲外,还有张山甫和蔡子含等。父亲主持选择地址,定在了当时今是小学的前院,占地约七八分,便于群众瞻仰。当时由于备料不齐,直到1943年,两烈士祠才告落成。祠堂主祀刘粹轩、阎子固两位烈士,附祀与阎子固同时在汴就义的几位烈士。1981年我和丈夫王一达回新蔡,座谈会上老人们都记得,当年祠堂上有我父亲亲笔题名的“刘粹轩阎子固两烈士祠”和“七十四岁老人任芝铭拜题”。他还亲笔为祠堂题写了一副对联,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据王灵轩先生等记忆,上联是“崇功报德告慰忠魂幸为余生偿宿愿”,下联是“救亡图存责在双肩未敢后死易初心”。这个祠堂现在还在,名“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祠”。
  阎子固早年牺牲后,父亲感念情义,长期对他的三个儿子悉心照顾。阎子固的长子年轻时随父参加辛亥革命,曾与革命先烈单懋统一起活动。父亲送他进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曾在军中任营长、团长。后来回乡,父亲安排他在今是学校当军训教员,曾协助保护*地下党。阎子固的次子,父亲推荐给*新蔡县地下党,成为共产党员。解放初暴力盛行时,把他当恶霸地主枪毙了。据说他临死还喊“共产党万岁”。父亲送阎子固的三子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随项英参加了北伐。后来设法把他安排在河南,当过保安团长、保安副司令等,多次协助营救共产党人,包括曾救王达夫出狱。1947年,父亲介绍他到张轸将军手下127军任职。1949年春张轸起义时,他正好随另两个师在外防务。他觉得走投无路,给我父亲去信求援。父亲跟张轸谈好,把阎子固的三子列为起义的在外执行公务人员,上报名单,并写信告知。因战事频仍,信未送达。他1949年冬才在西南随军起义。后来听说,1951年*反革命运动时,把他们那批几百名起义人员全杀了。*拨乱反正后,给平了反,发了四百元抚恤金。
  当年,父亲办起今是学校后,还专门在新蔡县的东单庄办了一所“锡嘏学校”。这所学校是为纪念革命先烈单懋统而办的。单懋统,号锡嘏,比我父亲小二十多岁,他是东单庄的人。他年轻时受我父亲和刘芬佛等人影响,入同盟会,后来与张轸共进退,从事革命活动,并学习军事。北伐时期,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教官。我二姐夫孙炳文那时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官,他们关系很好。孙炳文被杀害后,我二姐任锐应邓演达邀请到武汉,就住在单懋统家中。那之后不久,他就病逝了。单懋统英年早逝,父亲非常惋惜,深深怀念,办学命名,是希望后人永远记住为实现*共和而牺牲的先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豫南“共党首要分子”,汤恩伯的“高级参议”(3)
1944年,新蔡县要成立临时参议会。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宋垣忠想指定他宋氏族人宋俊甫当新蔡议长,遭到县里三青团的坚决反对,相持不下。父亲是他们局外之人,却在地方上很有声望,便被推选为县临时参议会议长。1945年冬,县参议会正式成立,父亲又正式当选议长。有这个合法地位后,父亲在料理地方事务的同时,可以更方便地掩护和帮助*的地下工作。这一年的夏季,一位*干部从华北解放区派来,协助新蔡地下党工作,在我家里的东小阁楼上住了三个多月。一天,我父亲和本族亲信任馨寰,正同那位干部坐在会客厅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重育民突然来访,推门而入。来不及躲避,父亲便向重育民介绍那位*干部说:“这位是翼三(张轸的字)那儿来的李委员。”重育民并不怀疑,揖手寒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负责*新蔡地下党工作的,是原为今是中学学生、曾任今是学校教员、后经我父亲介绍去涡北抗大分校的*地下党员王达夫。他同我父亲的关系非常密切。王达夫等进城工作时,总是住在我家东小阁楼上。有一次,王达夫正在会客厅同我父亲交谈,几个警察突然敲门,说要搜查。父亲让王达夫赶快上楼隐蔽,然后叫警察进来。他做出很生气的样子,大声指责警察找他的麻烦,并扬起棍子轰他们出去。因他威望很高,又是议长,警察并不敢惹他,只得退出。有时,楼下会客厅内,父亲在接待来访的国民党地方官员;小阁楼上,*地下党的干部们却正秘密开会。
  1947年8月底,新蔡第一次解放,王达夫任县长。当时,局势十分混乱,解放军也没在新蔡留守部队。王达夫与我父亲商量,由我父亲负责组织成立城防委员会。父亲在乱局之中,从县民中自筹二十余支枪,王达夫又发给二十余支,共四十多支枪,组成城防队。他以年近八十之身,亲自率领,守护城池,三次击败了土匪骚扰。城防委员会曾下令枪毙了残忍地割妇女*以逼要银元的三名土匪。
  不料,土匪头目为报复,向我军豫皖苏四分区秘密诬告说:新蔡县有个大恶霸地主任芝铭,集枪数十支,占据新蔡县城为非作歹。新任首长不明真相,派一位张指导员率领一个分队奔赴新蔡,于1947年12月12日午后去抓我父亲。父亲问明来人是解放军,让族人去找区长。区长不在,父亲便命令城防队交出枪支、马匹,束手就擒。张指导员见我父亲年高,准许他坐手推车,其余被抓的在场十余人,则被绑缚而行。行几十里路后,中途住下。第二天路上,同被抓来的任馨寰、祖效唐找机会向张指导员讲了我父亲的经历,之后,一行人被松了绑。我父亲被抓后,我的继母朱氏婶派人找到县长王达夫报告情况。王达夫赶紧发去专函,证明任芝铭是一向支持共产党的爱国*人士。第四天,解放军一位处长找我父亲,说明这是一场误会,郑重表示道歉,并要退还枪支马匹。父亲说,在蒋管区里人人自危,买几支枪可以自卫。现在解放了,不需要了,枪就捐给解放军好了。一行人旋即被释放回县。
  那之后,当地残存的国民党剿共武装四出活动,频频杀人。因安全没有保障,父亲暂离新蔡,去到信阳,在第5绥靖区司令张轸那里暂住。1948年2月,他从信阳飞往重庆,到我大姐任馥坤家中暂住。
  在重庆,他赋闲也不忘国忧。在他的学生、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1948年底发出促蒋下台的亥世(12月31日)电之前,他曾几次写信给刘积学,恳切讲明人民解放军必胜的前景,劝他当机立断。张轸在1949年5月率部起义之前,1948年秋即将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往重庆写信告诉我父亲。父亲回信说:“大厦将倾,一木难支。明智些,就该不干。不能与共产党为敌到底。”他除自己劝说张轸外,还嘱刘积学加以劝说。那时,大家都相信共产党最主张*。父亲觉得,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和理想,就要实现了。
  1949年4月,局势比较安定后,父亲由重庆返回新蔡,5月底去开封。那时,我二姐任锐已经病逝,但是周总理、朱老总他们认为我父亲年事已高,暂不告诉他为好。作为家人,我们也不想很快告诉他。可是,他一到开封,就从报上看到了女儿病逝的消息,非常震惊,难过无比。6月初,他赶到北平。
  

“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1)
自从父亲送我到延安后,我跟他已经十一年没有相见。分手前,我还是个馋吃炒面的小女孩,父亲为了让我做好吃苦的准备,特意不给我买炒面吃。那情那景,如在目前。十一年后的今天,在我二姐去世后的悲痛日子里,在解放了的故都,父亲终于跟我们——我三姐任载坤和她的丈夫冯友兰、我和我的丈夫王一达,还有我和三姐的孩子们——两家三代人团聚。他还见到了刚失去母亲的外孙女孙维世。想来,其悲其喜,交集心头,八十老父一定感慨万端。
  那时,我和一达住在什刹海边我三姐家的一套院子里。我们把父亲也接在这里,一起住。那是白米斜街3号,以前清朝张之洞的房子,我三姐他们早些年买下来了。住在那儿时,朱老总曾派车去那儿接我父亲到中南海做客,晚上又给送回来。我想起在延安时,一次朱老总在鲁艺做完报告,让人把我叫到乔儿沟教堂的一间屋里,问我:“你是任锐的妹妹?”然后就跟我谈话,聊我二姐和二姐夫孙炳文。我记得他说起我父亲:“任老很好呀,我早就知道,他做了很多好事、善事,很有威望,可惜我没会见过。”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会见”说“回减”,我至今清晰记得。朱老总特随和,有次在杨家岭大礼堂看完我们演出,他到后台来看望演员,抱起我的儿子延风逗了半天。
  父亲那次来北京,也在清华大学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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