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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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不无夸大之嫌。
千佛崖石窟大多开凿于唐代，与入蜀上任的唐朝官员渊源颇深。唐开元二年（714年）的一天，太子左庶子韦抗接到唐玄宗上谕，令他即日赴益州出任剑南道按察使、大都督府长史，大都督府长史是唐时的三品官，表面上是幕僚长，事实上却掌握着兵马大权。韦抗不敢有误，不多日即与家人从长安奔赴汉中，沿嘉陵江驿道入蜀，进入利州（今广元）赴任。
在利州的两年中，韦抗凡事谨小慎微，处处与人为善，加之当时蜀地少有战乱，他并无什么特别的功绩。唐朝王室、官吏、商贾多有开窟祈福的传统，来利州第二年，韦抗找来一个石匠，在千佛崖开龛凿像。这是一个三米多高的马蹄形洞窟，佛祖端坐中央，南北两壁雕满了观音，窟壁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历代题记，习惯上此窟也称为韦抗窟。716年，韦抗匆匆返回长安出任黄门侍郎，他究竟是否看到了石窟完工，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韦抗窟最早的题记为开元十年（722年）：“剑南道按察使银青光禄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韦抗功德”。藏佛洞题记更早：“大唐开元三年，剑南道按察使、银青光禄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陕西万年县韦抗，凿石为路并凿千佛功德。”这也是迄今千佛崖能找到的最早题记，韦抗窟也往往被认为是千佛崖最早开凿的石窟。
■ 石窟造像进入四川的前站
事实上，早在韦抗入川两百多年前，佛教造像已经进入广元。1983年4月，广元城关豫剧团建筑工地发现了一些佛像，出土时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一个土坑中。佛像大多残损，佛头早已不存，其中一尊释迦文佛背面刻有“延昌三年”题记，延昌是北魏宣武帝年号，延昌三年即514年。佛像身形瘦削，上身较长，整体风格颇有北魏“秀骨清像”之风。1986年9月，这里又出土了一通刘约造像碑，碑文中有“晋寿郡”字样，北周闵帝元年（557年）后，东晋寿郡始更名为晋寿郡，刘约造像碑的年代也由此被认定在北周时期。 。 想看书来
广元千佛崖 佛祖入川前码头（2）
1989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佛教室的丁明夷、马彦等学者对千佛崖进行了一次系统考察，认定千佛崖石窟造像始于北魏末年。千佛崖第7窟大佛窟，宽米，高米，深米，大佛方脸浓眉，鼻梁粗大，令人想起云冈石窟的佛像。他的模样既不像印度人，也不像中国南方人的相貌，而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此时的广元虽然归属南朝，却屡屡被北朝军队占领，大佛的风格恰恰证明了这段历史。
第21窟三圣堂采用北魏年间流行的三壁三龛窟结构，正中与南北两壁皆凿有佛像，龛中均为一坐佛二菩萨，飞天束发直立，着短衫，腰束带，大裙裹足形如羽尾，整体呈现出轻盈飘逸之态，与麦积山石窟、须弥山石窟某些造像尤为相似。
迄今发现的四川石窟造像，大多为唐代以后作品，相比之下，石窟进入广元年代颇早，其造像与北方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这或许与广元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无关联。广元北依秦岭，南控剑阁，东北扼秦陇、西南控巴蜀，地处四川盆地通往汉中平原的金牛道之上，战争年代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史载广元十六国时属成汉政权，南北朝大部分时期又归南朝统辖；大同二年（536年），还入南梁，称黎州，北魏闵帝元年（557年）更名为晋寿郡；隋朝初年称绵谷，唐时置利州，武则天之父武士彟或许是首任利州刺史。
广元虽地处巴蜀，却屡屡更名，归属建制也时有变化，而上述这一段时期，正是中国北方开山凿佛的高峰期。甘肃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十六国后秦，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至鼎盛；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北魏、唐朝大规模营建140余年。地处要冲的广元自然深受影响。
蜀道难，石窟艺术只能沿着为数不多的道路向四川盆地腹地慢慢推进，巴蜀之地与中原的交通长期以来惟依赖金牛道、米仓道而已。其中，金牛道是古蜀道主干线，其路线为从汉中兴元府（陕西南郑）以西，经勉县西南烈金坝（金牛驿），南折入五丁峡、五丁关入蜀；米仓道则由南郑南向米仓山，经集州（今四川南江）直抵巴中。广元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石窟艺术进入四川的前码头，地处米仓道要冲的巴中则成为了四川早期石窟艺术的另一个中心。
■ 唐朝官吏带来开窟祈福之风
有唐一代，官员、文人、商贾或外放为官，或流徙巴蜀，或往来经商，特别是韦抗等来自长安的大员，随行人员中往往不乏中原技艺精湛的石匠、画师，中原地区盛行的开窟祈福之风也在蜀地慢慢延续开来。
开元八年（720年）正月，又一位唐朝名臣自长安赴利州，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名叫苏颋。
苏颋由长安入蜀，路过千佛崖，写下《利州北佛龛记》：“吾见夫山连岷山嶓，水合江沱，山兮水兮，路穷险耶，南望兮此多情。吾观法像住世于岩之阿，千百万亿兮相观我，载琢载追兮吾匪他……”想来当时的千佛崖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工匠在绝壁上往来上下，凿石开龛，远远望去，佛像俨然有“千百万亿”之巨。
到利州不久，苏颋就捐资在千佛崖开窟。第二年，他巡行至利州，石窟已经完工，苏颋大喜，又作下一首《利州北佛龛前重于去年题处作》：“重岩载清美，分塔起层标。蜀守经途处，巴人做礼朝。”此时的千佛崖规模更胜，岩壁上到处是清秀隽美的佛像，石窟如同佛塔一般，层层罗列，直达山巅。
广元千佛崖 佛祖入川前码头（3）
幸运的是，苏颋捐资的石窟得以一直保存至今，石窟不大，雕有一佛二菩萨，是唐时最为常见的雕刻题材，南侧有“都督府长史、持节剑南道检校史、上柱国许国公武功苏颋造”题记，习惯上也称为苏颋窟。此外，利州刺史毕重华在千佛崖也捐资凿有菩提瑞像窟，窟内雕有毗卢遮那佛与十二弟子。据广元文管所学者陈正鹏统计，除了韦抗、苏颋、毕重华，千佛崖唐代捐资者的身份，尚有利州长史、光禄大夫、御史大夫、东川官吉使、昭武军节度使等官名以及晋国夫人、越国夫人等称号，可见早期造像往往与官宦关系密切。
就在千佛崖凿石声不绝于耳之时，嘉陵江对岸乌龙山绝壁上也是方兴未艾。乌龙山现存石窟52龛，因山上建有皇泽寺，故得名皇泽寺石窟。皇泽寺据传与武则天不无关联，《舆地纪胜》记载：“（皇泽寺）在州西告成门外，寺刻武后石像，状比丘尼。”1954年，皇泽寺大殿前曾出土一通石碑，上书“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多少验证了史书记载。
或许是因为武则天的缘故，唐代皇泽寺香火一直颇为旺盛，石窟造像规模与数量也仅次于千佛崖。1908与1917年，德国建筑师柏石曼与法国探险家色伽兰先后来到皇泽寺，柏石曼用相机第一次拍下了皇泽寺存照，照片发表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建筑与景观》一书中。
照片中的皇泽寺荒芜而落寞，破败的大殿背后，大大小小的石窟层层叠叠，密如蜂巢，即便是再小的石窟，都能清楚地看到菩萨曼妙的身姿与华丽的背光。这也是近代历史上对千佛崖的第一次考察，不过并未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多少反响，人们熟知的，还是北方的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而千佛崖，只有民间的不断妆彩与顶礼膜拜。四川石窟第一次震惊国人，还要从1945年顾颉刚、马衡等人在大足大佛湾发现大足石刻说起。
大佛窟是皇泽寺规模最大的石窟。对照柏石曼的照片，不难发现此窟民国以后曾有妆彩，窟壁漆成红色，主佛也穿上了棕、青二色彩衣，而当年栩栩如生的力士，如今已风化成一个斑驳的轮廓。据四川省社科院学者胡文和考证，大佛窟佛像体形硕大、浑厚，头与身体不成比例，表情冷漠、僵硬，眼神颇为忧郁，菩萨的璎珞也显得过于硕大，带有隋代石窟的特点。大佛窟的开凿年代，当在隋末唐初。
■ 巴蜀之地俨然佛国
沿着石梯一步步登临，佛像在面前次第出现，嘉陵江日复一日的野风磨灭了佛像的脸庞，曼妙的身姿也变得模糊不清。更令人心痛的是，石梯就搭在石窟旁边，无形中加剧了水土流失，游人与佛像没有距离，在窟壁、佛像上随意涂抹、刻画，这使得千佛崖石窟群成为四川最亟需保护的石窟群。
千佛崖以大云古洞为中心，大云古洞高米，宽米，深米，是千佛崖最大的一窟，正中中心柱雕有弥勒佛站相，南北各有两个圆形龛，龛中设坛，这也是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须弥山石窟中流行的石窟寺布局，既有造像，又是僧人修行的密所。大云古洞的来历，据学者张同标考证来源于《大云经》。《大云经》本是一部平常的佛教典籍，却因为记载了一个天女以女身当国王的故事，暗合武则天称帝，在公元690年一夜之间身价百倍，不仅朝廷诏令广为刊刻，全国各郡县皆建造大云寺，开凿石窟，以传抄、颂念《大云经》为时尚。难怪广元人说，大云洞中的弥勒佛身材修长，眉如新月，樱桃小口，就是依照武则天的模样刻成的。
围绕大云古洞，千佛崖石窟向南北两段延伸，见缝插针一般布满岩壁，最密处石窟上下十三层，蔚为壮观。盛唐之后，广元民间造像已极为踊跃，捐资者的身份也是林林总总。比如卢舍那窟，捐资者为“同州吕再兴、刘应，兰州瓷窑户田忠三人”；大佛洞南龛、南下方龛则是一个叫彭景宣的信徒分别为亡女、亡妣捐资开凿。凡此种种，可以清晰地看出石窟造像从官宦走向民间的脉络。
与四川许多隐藏在深山中的石窟不同，由于地处通衢大道，千佛崖绝壁上凿有无数题记，年代从唐延续到民国，如同一部民间史书，记录下佛在千佛崖的历史。就三圣堂而言，唐景龙三年（709年）四月，“弟子王小兰为母乞愿平安，敬造供养”；唐开元七年（719年），有个叫郭奉的女子又为亡女彭二娘供养了一尊观音像；五代天成二年（927年），御史大夫李仁矩路过千佛崖，出资将三圣堂装点一新；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利州转运司主押官王泽民与妻子亦“装饰此佛一堂”。
晚唐之后，北方知名石窟相继衰落，深受中原影响的千佛崖大规模造像也日趋停止。迈过了道路的瓶颈，在邛崃、蒲江、大邑、夹江、丹棱、安岳、资中、乐山，四川唐代石窟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四川接过中国石窟艺术的接力棒，成为中国晚期石窟的代表作。从此，巴蜀俨然佛国。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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