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自述-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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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举行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议。
八七会议前，我住在武昌三道街，那是党中央所在地。会后，武昌局势紧张，我搬到汉口，和李维汉同志住在一个法国商人的酒店楼上。那时我不是党中央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底我才当党中央秘书长。这个时候我是秘书。那个时候，陈独秀要搞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一个，以后没搞齐。
首先要讲八一南昌起义。会议是号召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会后在全国各地相继组织武装起义，虽然八一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①
① 1980年7月15日*参观八七会议会址时的谈话。
3。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媛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
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①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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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邓垦谈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找邓小平时的情景
九三一年我到上海求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要求我，说“你到上海去找找你哥哥”。因为胡伦曾给家里来信，说大哥可能在上海。我到上海就找吧。我父亲当时对旧社会也是不满意的，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父亲知道小平在干什么。
我当时不到二十岁，到上海后到处找老乡打听，上海有广安老乡几十人，打听不到他的下落。上海情况很不熟悉，语言不通，熟人也不多，找来找去没着落。我找得没有办法，突然想出一个幼稚的办法，当时我看到报上有很多“寻人启事”。结果我就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寻人启事”。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当天该报只出半张报，启事内容就讲：邓希贤兄，我现在已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以后来找我。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用这种方法抓人的也有，登报用亲戚的名义，结果你去找会碰到特务。后来据他们讲，他们先派了地下交通化装了之后，到我登报的那个地方来了解，看有没有几个四川人在那读书，其中有没有一个邓先修，房东说有，后来他自己亲自来找我。有一天下午，我们四个青年人，都是四川我们的同乡、同学，正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突然间进来一个人敲门，他登门时穿着长衫，戴着便帽，学者样子，一进门就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当时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报，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因为他走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隔了十三年，变化很大，他那时二十*岁，还
有点印象。我就看出来了，我说我是邓先修。他说：好好好，你登了个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跟我走。我就跟他走。他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预定一间房子，跟我谈话、接触。那个地方流氓、*、叫花子成堆，特务也不管。我们在一起，他先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还在。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次到上海来，是求学的。我知道他早就是共产党员了，讲了我想参加革命的愿望。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并要我搬了新的地方后告诉他。我就知道了他的意思。因为我也参加了共青团。当时东西很少，一包东西，一张小铁床，我就搬到了一个同学家。
登报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他来找我是五月中旬，五月至七月他去过几次，我也去他熟人家见过他，一边打牌，一边谈话，别人不注意。此时一个姓戴的同志介绍我参加一个国际组织“赤色互济会”，救济狱中的同志。有时参加*、*，还搞“飞行*”那一套。
几个月之后，大哥就去江西中央苏区了，我们分开了。在这期间他带我到张锡媛的墓地看了看。从这以后又过了十五年，“七大”以后我们又在延安见了面。①
①《话说*》，第7—９页。
第三章 红旗飘过左右江
1。
（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
我对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时期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情形，简述如下：
（一）一九二九年，广西俞作柏、李明瑞领导的反李（李宗仁）、白（白崇禧）斗争，于当年七月失败。失败时，我党同志领导的武装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于南宁起义。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大队长）同志率领到广西右江百色地区，于十一月在百色揭起红旗，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五大队由大队长、党员俞作豫同志率领到广西左江龙州地区。李明
瑞当时不是党员，亦随到龙州。于一九三○年四五月间揭起红旗，成立了红军第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我兼任政治委员。其时，李明瑞同志被中央批准加入了我党，并被任命为红军第七、八两军总指挥，我兼任政治委员。
（二）红八军成立的时候，约两千多人不到三千人，其时，我正在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当我一九三○年七月底由上海经越南回到龙州时，敌情开始比较紧急了。我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商量，由于当时左江群众基础很薄弱，红八军也比较孤单，人数也不多，乃决定靠向右江红七军。我在龙州只住了几天，即由红八军派一个连护送，先到右江与红七军取得联
络。我到右江后，十月才与红七军会合，其时第八军已在左江失败，失败的时间大约在*月间。由于警惕性不高，被李、白部队突然袭击，大部分被打散了，俞作豫同志去香港，由香港当局引渡到广州，被国民党杀害了。由李明瑞、袁也烈（当时名袁振武）等同志收集了*百人于十月辗转到达右江与红七军会合。
这些人被编成为红七军的一个团，由袁振武同志任团长，李明瑞同志仍任红七、八两军总指挥，随红七军到了江西，后在江西中央苏区牺牲。
（三）红八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警惕性太差，特别是由于迷恋于龙州的税收，没有按照决定迅速向右江红七军靠拢。①
一、我是中央的代表，任务是做上层*工作和领导广西全盘工作，七月到南宁。二、我在广西时，广西特委（不是省委）没有设立军委。三、一九二九年底中央电令我回上海报告工作，途经香港住了两三天，那个报告（《关于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的补充报告——编注），谈了左江的发动，从内容看，可以确定是我作的。②
我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对俞作柏、李明瑞做*工作的。同时对广西党（当时是特委，而不是省委）有领导责任。在第四、第五大队撤向左、右江时，就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并派龚饮冰同志回上海，向中央报告。到百色后，即得中央电示，予以批准，遂决定于十月革命节打红旗，建立红七军。河池会议改选了前委，我仍是前委书记，陈豪人是前委的成员。③
我对广西很熟悉。
川军不能打，四川军战斗力最差。云南兵能打。那个时候他们（滇军）打广西，分两路，
卢汉（滇军总指挥）带两个师往龙州那条路，他（滇军师长张冲）就带一个师往百色这个路，三个师就要打广西啊。
那个时候中央提出三个口号：“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红七军、红八军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定，他们打仗很勇敢，但是，敌强我弱，红八军最后拼到只剩下七八十个人的一个团了……
特别是李明瑞。不仅勇敢能吃苦，又会带兵打仗。七军北上开往江西的时候，李明瑞从来没有骑过马。我和他带一个先遣连（又叫特务连），一直走在队伍前面，李明瑞是个艰苦奋斗的人。
我同李明瑞第一次见面，我是从百色到龙州，他们驻龙州，八军。那个时候还没有打红旗啊，那个时候见面。……
不要宣传我，要多宣传李明瑞，他英勇善战，北伐时期已会指挥打胜仗。李明瑞健在的亲属，你们要多多关照他们。
百色起义后，红七军在平果附近和滇军张冲打过一仗相当激烈。
在百色、龙州起义过程中，有一天我在百色地区活动，在一条偏僻的小山路上遇到几个拦路抢劫的土匪。土匪拔出尖刀顶住我的额头，头皮被刺出了血。后来，抢走了我二十块光洋，才幸免脱险，终于摆脱了歹徒的纠缠，顺利到达目的地。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很大的便利。①
云南军队能打仗，最沉着。但是每个兵都是两杆枪，一个是步枪，一个是烟枪。抽鸦片烟走不动路，所以滇军是打防御战打得好。我曾经与张冲打了一仗，在百色东面平马附近。张冲是云南的战将，滇军三个师就要打广西！后来张冲参加了革命，他是彝族人，解放后才死的。②
我同李明瑞第一次见面是从百色到龙州的路上，李明瑞入党是我到上海请中央批准的，我们两人一路走向江西。李明瑞是红七、红八军的总指挥，我是总政委，苏维埃主席是雷经天。八军被打垮了，七军能打。俞作柏跑到香港去了，李明瑞是坚决的！①
①1972年６月20日*对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回忆。
②1984年８月29日*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来函的答复。
③1985年６月20日*通过办公室给*广西百*委员会党史征集办公室的回信。
①1986年１月27日*游览漓江途中的谈话。
②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２４２页。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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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1）
一 八军的经过
（一）我去年由中央到龙州是二月七号，到后知道龙州已于本月一日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八军全部正在出发会同七军攻南宁，我仅与留守后方的宛旦平同志会面，得知八军及左江工作大略：１左江政权仍在动摇时期。２革委虽然成立，然尚无实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