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情爱档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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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淘和官夫人车马渐稀，百无聊赖，蒋方良只好去圆山保龄球馆打保龄球，追逐挑战自我的乐趣。圆山保龄球馆是日本爱国侨领刘天禄的产业。刘天禄台湾人，当过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是国民党忠贞党员，他的儿子刘介宙，也当过“国大”代表。搬到七海寓所之后，蒋方良偶尔在长媳徐乃锦陪同下，到圆山保龄球馆玩玩。沉迷保龄球几个月之后，她又爱上高尔夫球。但隔不了几个月，即因为蒋经国借故施压，蒋方良一气之下，既不玩保龄球也不打高尔夫了。
中国人可以懂什么是“大夫无私交”的道理，可蒋经国不知该如何跟蒋方良讲清楚“大夫无私交”的真义，只好从一些生活琐事之中，教蒋方良如何跟他配合，不与他的原则背道而驰。
蒋经国一路从“国防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晋升至“行政院长”。以往和蒋家形同通家之好的若干故旧，诸如严灵峰、王新衡、赵聚钰、王叔铭，衣复恩、王永澍等辈，都因为“大夫无私交”的缘故，被蒋经国刻意排除于交往圈子之外。这些昔日老们，他们自己也明白“知所进退”，刻意不再和蒋家亲近往来，以免遭引不必要之麻烦。过去时相往还的官太太亦不复当年热络，惟一还往来的，只局限王永澍太太、赵聚钰太太等少数一两位官夫人。所谓大夫无私交，蒋经国彻底落实这一古训，他不但自己办到，也强制蒋方良办到。蒋方良的个性向来外向开朗，身处高墙之内，生活圈子愈来愈狭窄，形同半禁锢状态，待遇甚至还不如被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圈禁的张学良、孙立人等高级“###”来得自由自在些。
此阶段后之蒋经国，深居简出，完全与过去杯觥交错、红男绿女时代告别，他的男性自我中心，似乎隐隐然让他有一种潜意识，既然自己不玩了，老婆也不该整天往外跑；自己不再背叛，亦无力背叛蒋方良，当然蒋方良也不能像长安东路时期，那么热情奔放，那么外向好动，也应该“三从四德”，收敛行藏。之所以对蒋方良作各种压制，另外一个潜藏于蒋经国内心的因素，是由于蒋“太子”深深厌恶他“姆妈”宋美龄，无所不在地“干预”老先生的施政作为。蒋经国不会允许蒋方良成为另一个“蒋夫人”，更不会让蒋方良搞夫人政治。
蒋经国再三交代她不得“招摇”，有一阵子蒋方良真是动辄得疚，做什么都犯忌讳。蒋经国加诸于蒋方良的强大压力，再三压抑着她，迫使她逐步限缩自己的交际圈子，蒋方良遂渐渐将自己封闭在七海寓所的高墙之内，过着与世隔绝，半禁锢的日子。
座车风暴 高尔夫风波（1）
我们可以举一最明显事例，说明此论不虚。
某日，蒋经国据报蒋方良去打高尔夫球，除了座车之外，还有一部车的随扈人员跟班（按：连同蒋方良的座车，事实上一共只有两部车）。蒋经国听了之后很不高兴，下班回家之后，就告诉蒋方良，以后打球不要这么招摇，还带随扈人员出去，阵仗摆得太大，太招摇了。
蒋方良当下心里就有些不高兴，她不过是带着徐乃锦、王永澍太太三个人去打高尔夫，随扈人员不就那一两个人，加上两部车的司机，随员一共才三四个人，怎么称得上招摇？只是蒋经国气头上，蒋方良向来不敢缨其锋，一股怨气只好暂且隐忍未发。
隔一阵子，“总统府”恰巧依据年度预算计划，要为新上任的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妇更新座车。按规定，派给蒋经国的座车，是一部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蒋经国看了之后，认为这部大车太浪费太招摇了，当即指示侍从人员把它退回去，执意仍乘坐原来那部行政院长时期坐的别克五人座小轿车。“总统府”不敢违拗，只好照办。
但是“总统府”也给蒋方良配了部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蒋经国当时未留意，是故并不知情。“总统府”人员只是依规定，配送一部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到七海寓所车库，供蒋方良乘坐，蒋方良也不清楚丈夫有退新车的事。
某日，不明就里的她坐着凯迪拉克七人座从高尔夫球场回来，碰巧蒋经国瞅见老婆居然坐着七人座新座车从球场回寓所，不禁勃然大怒，对蒋方良当面发火，骂她如此不懂事，交代不准招摇就是不听，你居然胆敢坐新车去打球！蒋方良被骂得满头雾水，不知所措，蒋经国当场拿起电话又把“总统府”的人教训了一顿，马上要“总统府”把这部新车开回去。并命“总统府”第三局局长陈履元中将，安排一部国产五人座小轿车给蒋方良。
一部福特“千里马”新车，第二天就被开到七海寓所车库，蒋经国趁一个礼拜六上午，特地交代驾驶开着这部“千里马”，载他去桃园慈湖来回一趟，算是试车。试车回寓所之后，蒋经国告诉蒋方良：“方啊，这部国产车坐起来很舒服，很好！你坐坐看。”蒋方良心里一肚子恼火，勉强坐过一次“千里马”，小车的舒适度和宽敞度，简直和原来的大车不成比例。蒋方良决心即使不争回里子，也要争回面子。
于是，蒋方良坚持要“总统府”为她准备一部和蒋经国一模一样的别克五人座。蒋经国想一想，自己也是坐的别克车，怎好勉强老婆一定要坐国产车，只好同意让蒋方良和他一样，配置别克五人座座车一部。大家各自退让一步，也不好再发火，不再深究。如此，算是平息了蒋经国夫妇的“座车事件”。
然而，经过此次事件的刺激，蒋方良干脆不打高尔夫了，省得一再被蒋经国挑三拣四。如此一来刚好称了蒋经国“不要招摇”的心，也少招惹丈夫的责备。为了“不招摇”，她更落寞，更自我禁锢了。
不消多久，即传出蒋方良得了精神躁郁症。蒋方良之所以会犯精神躁郁症，应与蒋经国对她多方压抑限制有关。
蒋方良原本是一个很外向的妇女，长安东路时期，她的情绪有很多出口，她可以和官太太摆龙门阵，可以打打小牌，甚可以跳跳舞，参加各种交际聚会，即使没有游伴相随，也可以一个人去西门町看场电影。一言以蔽之，长安东路时期的蒋方良，有希望，有尊严。
搬到七海寓所的初期，尽管寓所四周有高墙围拱，她可以不受限制地穿越那堵高墙，去郊区球场打高尔夫球、保龄球。零星也还有几位官太太往返七海，时相陪伴，以解聊寂。可是，一旦蒋经国荣登“总统”大位，一切都改变了。过去的生活希望，过去的生活动力，还有她应该拥有的作为人的尊严，像是春天的冰雪，正在急速消融。
蒋经国曾经半公开地宣示，七海不同于士林官邸，只能叫寓所，不可以称“官邸”。任何党政机关或是外人写到七海的信件，地址一律写“台北市大直北安路某号，蒋某某收”，不可使用“官邸”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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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车风暴 高尔夫风波（2）
蒋经国更公开宣布，以后任何人不得称蒋方良为“蒋夫人”，“蒋夫人”一词是老夫人宋美龄女士的专用尊称名词，称呼蒋方良用“蒋总统经国夫人”即可。
蒋方良固然不懂中国民情，话也不见得全懂，可是，这么明显的动作，蒋方良岂会视若无睹？但是，她隐忍，她默认，她无所求，更无所谓！或许她会暗想，早在四十年前，她不过是苏联一个籍籍无名的女工啊！七海寓所的高墙，和四十年前俄国工厂四周的高墙，不都同样是高墙吗？然而她也会前后对比，同样是高墙，在苏联，只要放了工她就得到该有的自由，她可以和青年蒋经国到河边戏水，她也可以在北国的冬阳下，和青年蒋经国互抛雪球打闹追逐，她可以去任何她去得了的地，做一切她想做的事。但是，七海的这堵高墙，竟然比俄国工厂的高墙更高更冷，它阻绝了她的行动，也阻绝了她的生命。
从1950—1987年间，这三十七年中，她是台北官夫人圈子里边，头衔最少的一个，从头到尾，除了蒋经国太太这个众所皆知的身份，她只有一个早已被外界遗忘的名衔——“三军托儿所”创办人。除此之外，蒋方良完全没有任何名义去和外界互动。同样是蒋太太，宋美龄何其光彩夺目，何其雍容华贵，何其权倾八方，何其为所欲为；而蒋方良，却只能面对七海寓所那面冷冷的高墙，处处受限，事事难为。这是命运，还是人为？一言蔽之，蒋方良吃亏的是她是外国人，就因为她不是中国人，所以她一生都被吃定了！（按：“三军托儿所”现全名为“国光慈善事业基金会附设台北市私立三军托儿所”，已从原址台北市新生南路，搬到台北市南港区南港路上。蒋方良迄今依旧是该所挂名之创办人。）
七海寓所上演裸奔剧（1）
有气不发，有志难伸，终究是会闷出病来的。刚开始时，没有人知道蒋方良是犯了精神躁郁症，但见她楼上楼下到处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到处翻箱倒柜，一下子把箱子里的衣服全部翻出来，一会儿又把首饰盒里的首饰倒了一地，弄得寓所内凌乱不堪。
更严重的时候，蒋方良竟然脱光了衣服，全身赤裸，口中念念有词，烦躁地满屋子里到处跑，总管阿宝姐见状急得满屋子追蒋方良，为她披上衣服，遮蔽裸体。
蒋方良固然没有攻击行为，大白天赤身露体，毕竟让蒋经国既难堪又紧张，马上请荣总派精神科大夫，到寓所帮蒋方良看诊。
如果换成今天，传播媒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若是被记者知悉蒋经国太太裸奔，报道披露于众，岂不成了政坛劲爆话题。所幸当年媒体完全被隔绝，外界无从得知蒋寓所内一丝半缕的怪事。
医师初步诊治，确认她得了精神躁郁症。医师开了一些控制病情的药丸，要她按时服用；如果病症转剧，则酌加药量。
寓所总管阿宝姐从此以后多了一项任务，即是监看蒋方良精神躁郁症发展情况，只要一发现蒋方良又在翻箱倒柜，就要逼蒋方良赶紧吃药，以控制病情。
在荣总医师的悉心诊治之下，她的精神躁郁症病情控制得宜，幸未恶化。但是，原本为她看诊的那位精神科大夫，之后因为退休离职，临时换了另外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荣总精神科主任。这位新来的精神科主任，第一次为蒋方良看诊，很详细地追根究底，不厌其烦地询问她的病史。医师目的无他，不过是为了更清楚病人背景，好对症下药。未料此举却引起蒋方良极度不悦，当场翻脸，带着责备的口气对这位医师说：“你把我当神经病啊？我又不是发疯的神经病。你问这么多过去的事情干什么？”
说完，蒋方良铁青着一张脸，叫阿宝姐送客。这位精神科大夫就这么给蒋方良吓跑了，从此再没上过蒋家。可见蒋方良很在意人家把她当成精神状况有问题的人。
幸运的是，这次事件之后，蒋方良的精神躁郁症基本上控制得宜，并未再恶化下去。除了荣总医师的控制得宜，阿宝姐的时刻留意，亦功不可没。要不是阿宝姐一旁照料，无微不至，恐怕蒋方良早就发疯了。
提起阿宝姐，我们不免要费些笔墨，谈谈这位在蒋经国寓所默默耕耘了一辈子的女性。我认为，如果蒋方良没有阿宝姐，给她生活上诸多关照，帮助她融入中国社会，蒋方良能不能度过在长安东路及七海寓所的漫漫长夜，都还是未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