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情爱档案-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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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童哥当然光只借枪，枪里根本没装填子弹，兄弟俩正要扣下扳机，这时孝武说：“阿弟啊，我们犯不着为了一个歌女拼个你死我活，到底我们是兄弟嘛。不如我们俩联手把安童哥枪毙算了！”此话一出，孝勇马上连声应和：“对！对！对！我们不要自相残杀，还是把安童哥杀了吧！”说完，两人不约而同拿着手枪对准童同志瞄准，还好枪里没装子弹，不然李之楚事件（按：孝文以手枪误击便衣卫士李之楚事件）又要历史重演了。
所谓酒色财气，孝武固然不像孝文那么极端，却也是样样精通。初中时代除了和女人鬼混，抽烟、喝酒，各种玩乐几乎无所不为。酒色财气这四样东西，几乎已经成为孝字辈年轻荒唐岁月中的“必修课程”，三位孝字辈可说是无一幸免，人人有份。虽说酒色财气并不违法，玩之得法得宜，也未必不符社会规范，但是，太早涉入其中，难免予人过度早熟、糟蹋身体的印象，加之他们不知节制，旦旦而伐之，身体在酒色交欢、内外纵情之下，岂有不亮起红灯者？据官邸医师某君曾经透露，某日孝勇半开玩笑地询问他，有没有可以“助兴”的药，医师知道孝勇的意思，可当时尚未发明“威而刚”。医师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回答他，你们节制一点的话，以你们年轻人精力复元的速度，根本不需要助兴，行为不要太过频繁，绝对不用“助兴”的仙丹去刺激。
孝武和孝勇兄弟之间，年少时期一块儿逸乐玩耍，但是，长大成人之后因为各有不同志趣和工作安排，反而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但有时候则又不免予人“既联合又斗争”感受。兄弟俩联手羞辱俞扬和即为一例。两家本来在阳明山毗邻而居，却因为兄弟两人之间和下人之间的矛盾，弄到必须“分家”的地步。
远因应自孝武寓所的管家吴某，是个工于心计的随从人员。逢年过节，各机关部队，或者公民营单位，都会送礼到两家。因为两兄弟的人脉网络和工作层面大不相同，不同的对象，送给两兄弟的礼品，当然绝对不会一模一样。可是这位吴先生却会拿这种小事，在孝武面前搬弄是非添油加醋，在孝武心里产生不平之气。孝勇的管家，也在对方的反击刺激之下，彼此钩心斗角，斗得不可开交。久而久之，兄弟俩一口怨气积于胸中。后来又因发生一次兄弟间的严重冲突，最后孝勇选择了搬离阳明山，干脆搬到市区，两家隔开，以免继续伤害兄弟情谊。
因为耽于逸乐，少年孝武的心思完全不用在书本上，高中功课当然不行，自忖通不过联考关卡，虽志不在军校，孝武不得已也进了陆军官校，但是他的情况比孝文更糟，也是没毕业就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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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官校之后，孝武年方20出头，却连大学文凭都没有，这毕竟让蒋经国觉得颜面无光，就想循其他儿女的模式，把孝武送出洋念书去。基于孝文和孝章两兄妹在美国求学铩羽而归，且衍生出许多不愉快经历的惨痛教训，蒋经国这回想为孩子换个镀金的国家。是时和蒋家关系密切的戴安国（按：戴季陶之长子，与蒋经国、蒋纬国形同骨肉兄弟）适在西德，担任中央信托局驻西德兼奥地利代表（按：戴安国系于1965年赴西德到任）。戴安国是德国通（按：戴氏于1938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担任的重要职务诸如国立同济大学教授、民航局首任局长、首任中央电影公司董事长，1984年11月去世时任农民银行董事）又是蒋家自己人，情同孝武的亲叔叔（按：坊间甚至有传说，指称戴安国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因某种原因而过继给戴季陶），照蒋经国的想法，戴安国绝对是值得信托之人。
在戴安国安排之下，孝武进入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就读，时年22岁。在德国求学期间，孝武积习不改，埋头书案的日子屈指可数，逸乐的时间反而超过大半。某日，趁假日开车去瑞士游历，当天晚上，国民党政府驻瑞士的官员郑宝南，知悉蒋介石孙子来访，自不免以尽地主之谊为名，宴请孝武这位“皇孙”，以示对“皇孙”的热诚欢迎。在当天晚上的饭局里，孝武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退休职员汪德官，和汪德官漂亮的女儿——年方17的汪长诗小姐。
汪德官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广州电信局局长，联合国国际电信委员会、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职员及外馆工作人员。和蒋孝武碰面时，汪德官的年纪还不到40岁，因另有创业计划，故当时已自外馆退休，创业经商小有所成，举家定居瑞士。女儿汪长诗长得娇小玲珑，属于可爱型的女孩子，满口洋文，打扮新潮。当下孝武即为之倾心不已，决心大胆追求，未几，即传出两人拍拖的喜讯。因此，与其说孝武在德国拿了个虚有其表的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文凭，还不如说在瑞士那晚因结识了汪长诗，抱得美人归，远比薄薄的一张文凭纸来得实在些。
依循蒋经国一贯的作风，不招摇，不张扬，做任何事都神神秘秘的惯性，孝武的婚姻仪式，亦复如是。他们的婚礼是在蒋汪两人认识半年后，1969年，在姐姐蒋孝章美国旧金山的寓所举行。蒋经国因忙于政务，加之身份特殊，不克亲往参加，由母亲蒋方良到旧金山出席主持这场婚礼派对。孝武时年24岁。
婚后不久，孝武旋即偕同汪长诗回台湾。孝武和汪小姐生育了两位子女：蒋友兰、蒋友松。孝武、汪长诗返台之后，蒋介石刚遭逢阳明山车祸重创，伤愈后，还特地在士林官邸接见汪德官夫妇。由于汪德官算是外交官出身，如今又是自己家里人，老先生当然倍感亲切，对汪德官不免多所勖勉。汪德官个头矮小，温文儒稚，待人十分客气，外表一望即知出身书香门第。老先生对孙辈亲家翁之尊重溢于言表，也很喜欢汪长诗这位娇小伶俐的孙媳妇。
孝武回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是“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参议”，名为参议，实际上根本无议可参。蒋经国交代老部下，辅导会主任委员赵聚钰，以父执辈的关系，好好照顾调教孝武，希望他步上正轨，切勿再重蹈兄长孝文沉迷酒色的覆辙。后来，他又被调到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担任专门委员。前两个工作，都是蜻蜓点水，历练学习的成分多于掌握实权。之后，孝武主动要求转往文化传播领域发展，蒋经国遂再透过赵聚钰的关系，交代退辅会特别为孝武成立了“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孝武担任主任。
但这只是孝武事业版图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他真正期待踏入的领域，则是蒋经国早年接班之初的情报组织。由于这个圈子充满了各种吸引男人的元素——权力、金钱、女人。特别是权力，此其他—切都要吸引孝武的感官，孝武自然愈来愈钟情这个神秘职场，他也准备在情报圈子里大干一场。这段时期，毋宁说是蒋经国、蒋孝武父子关系最融洽，也是蒋经国对他期望最殷切的一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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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德国遇巧姻缘 见汪长诗一眼定情（2）
蒋经国对孝武的重新评估，寅缘于孝武处理金钱和女色问题上，不够圆融和内敛，有莫大的关系。孝武和汪长诗的关系迈入紧张期，并且以离婚收场，则更使孝武和蒋经国父子关系陷入空前谷底状态，蒋经国开始重新评估是否该给孝武承接更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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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孝武处理金钱和女色问题，不够圆融内敛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蒋经国一贯厌恶子弟运用特权，攫取财富以自肥，始终教导子弟不招摇，不要弄特权，清廉自持，这亦是蒋经国引以自豪的从政大原则。孝字辈成员中，偏偏孝武和孝勇都有这方面的疵议，但是，孝武对特权的运用，往往不及孝勇来得谨小慎微，注意细腻，因此，在拓展“事业”的过程中，孝武总是被人识破手脚，很容易露馅。而在孝武身后亦步亦趋的孝勇，反而能够避开孝武踩过的陷阱，迂回前行。
蒋经国渐对孝武信心日减，从一件事例中可以窥其端倪。
1975年下半年，蒋介石去世半年左右。某日，在“行政院”一项会议散会后，政务委员高玉树（按：曾任台北市民选及官派市长多年，甚孚众望，是甚受蒋介石欣赏的台籍人士）走到蒋经国跟前，高玉树放低音量向蒋经国报告：“我听到一个讯息，贵公子孝武在外面经营一家公司，承接电信局和电力公司的生意。请您留意一下，因为我听到有人在说闲话，不是很好听，有损您清廉的威望啊！”
蒋经国知道高玉树直谏此事，出自一片好意，他心头不禁一震，对孝武的行径相当不高兴，当天下午，孝武和孝勇都被召到“行政院”院长办公室，痛斥一顿。
原来，孝武和孝勇两兄弟，由孝武透过关系，游说电信局和台湾电力公司，各自出资一半，撮合两家公司合组一家新的子公司。出头面的是孝武，孝勇纯粹只是插花，不是主导者。由于这家公司是由电信局和台湾电力公司合股成立，新公司专门承接这两家母公司的工程案。换言之，不论是台电或者是电信局，有任何工程案件，都要由这家名为“华电公司”的子公司承揽。1970年台湾经济正处起飞阶段，台湾电力公司和电信局，是两家独占型的国营或公营事业，没有任何竞争者，光是两家公司自身的工程案件，一年下来恐怕也有好几亿新台币的营业额。蒋家子弟大张旗鼓成立这么一家公司，如果要政府官员不作声，恐怕已经很难，如果还要外人闷不吭声，杜悠悠之口，更是不可能。
但是，公司运作成立的过程中，孝武似乎未能预先警觉到此事的敏感性，仍一意孤行，恣意为之，大量吸纳公司干部，而且还找了不少士林官邸的随从人员“共襄盛举”，拖了很多人下水。例如，我就认识一位空军武官某君（按：他的连襟后来还当上了高级将领和政府高官呢！），已经接到空军总部人事派令，奉派去美国担任驻美武官，前途似锦。某日孝武找他去谈话，力劝他不要去美国了，军中实在没什么搞头，又没钱，又没权，升官也要靠官运，不如退下来和我们一起搞公司，让你当公司的经理，准保你荷包赚饱，吃香喝辣。
某武官一听，成立一家公司独门承接台电和电信局的工程，这可以吃好几辈子都不止，当然比去当驻美武官处处受人节制来得有搞头了。于是此君偏听孝武一面之辞，毅然决然牺牲多年的军中年资，申请退伍。没想到，这位武官刚办好退伍，上班还不满一个月，孝武和孝勇兄弟就被蒋经国召去“行政院”痛责申斥。
蒋经国很明确地告诫孝武，蒋家子弟不准再碰公家的生意，不准捞一毛钱非分之财。再犯的话，定不饶恕。隔天，孝武当然只好被迫离开“华电公司”，和这家公司划清界限。孝勇并非“华电案”主导者，他亲眼见识到孝武酝酿“华电案”不够低调，结果功败垂成，此案例成为孝勇日后经营事业的前车之鉴。蒋经国似乎对孝勇别有偏爱，一厢情愿认定孝勇是被孝武“拖下水”的，实际上孝勇本身主动涉入的程度确属有限。蒋经国认为，孝武身为兄长，明知蒋家家规要清白自持，却犹假借特权，牟一己之私利，即使孝武是“初犯”，也在心中打下大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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