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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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我们打算从西德外交部长根舍的经历中查寻是否有不利于他的材料时，也给他起了个化名，叫郁金香。1989年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根舍自幼在东德的哈雷市长大，对我们的手法比较熟悉。他猜到自己会是我们严密监视的对象，因此平时与人交往格外谨慎。我们自然查了他个底朝天，阅读了他写给哈雷老友和家人的所有信件。每次他来哈雷，均被置于监视之下。有人提出根舍在哈雷上学时曾与苏联占领当局有染后，我们彻底调查了此事。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根舍年轻时没有干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
波斯特应我们要求加入了自由民主党后不久，即向我们提出一项不寻常的请求。他想成为东德统一社会党的一名党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为此征求了熟悉党章的同事们的意见。他们告诉我，严格地讲，一个不是东德公民的人不能成为我们的正式党员。连党的西柏林支部也是作为另一个组织注的册：西柏林统一社会党。
我反驳说，对一个献身于我们事业的西德人，我们党不能拒之门外。于是破例吸收波斯特入党。经过了两年预备期的考验后，他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成为党内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百万富翁党员。我们让他看了一眼自己小小的红色党证，但没交给他，而是锁进保险柜里，留在东柏林保存。他显得有点失望。我安慰他说：“党证可不能走哪儿带哪儿。万一你的钱包丢了，落到警察手里，发现大亨波斯特居然是一名东德共产党员那还了得！”
鉴于波斯特认识许多商界和政界要人，我们决定给他派一名联络员，这样他可以随时把情报转给我们。波斯特根本不认为自己是间谍，也不会接受任何秘密工作的训练。联络员化名奥普蒂克，假称当年从东德逃到西德。为了不引起外人对波俾特家里住进一个陌生人的怀疑，他扮成波斯特孩子的私人教师。然而奥普蒂克远远不止是一个信使。他在波恩也有自己的关系网。此外，德国工业学院和各企业家协会里也有他的人。除了波斯特提供的情况外，他还加入补充。以后他俩提供的情报量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增派一名特工协助波斯特和奥普蒂克。
60年代初，我们开始为波斯特的安全感到担心。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私人秘书诺伊曼透露了他的秘密活动。这步失着恐怕与他天真而又傲慢的性格有关。身为腰缠万贯的企业家，雇有成干的职工，拥有数栋别墅，还有一架供他驱使的私人飞机，他以为生活就该称心如意，手下的人就该忠贞不贰。可他错了。
不过迄今为止，一切还算顺利。我和波斯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探讨如何引导产业界和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克服波恩政府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设置的障碍。根据这一主义，西德不给予任何承认东德的第三国外交承认，迫使他们两者之间必选其一。如此一来，大批国家纷纷却步，只有亲苏联的国家承认了东德。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与波斯特这样的人保持往来有点像是一条与西德接触的外交渠道，尽管西德当局并不知情。
当时西德的新闻媒体强烈反对缓和政策。波斯特建议办一份新闻杂志，促进两个德国之间的缓和。我心里直嘀咕，一个门外汉能搞起来吗？出乎我意料之外，波斯特居然办起一份电视广播报副刊，起名叫《RTV》，以此为一份发行量更大、政治上更具影响的杂志做准备。
1967年，厄运终于降临了。波斯特被他的私人秘书诺伊曼出卖。令我们震惊的是，出来为检察官作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派去的奥普蒂克。无疑，这家伙是为了自保。
波斯特被捕后，在一项声明中仍坚持认为，他与我们的合作不算背叛行为。他在这份富于戏剧色彩的声明中说：
不错，我是一个百万富翁，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既是德国自由民主党党员，又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党员。我捐钱给自由民主党人参加竞选的同时，又向统一社会党交纳党费。
我家在西德，去过东德讨论政治问题。难道这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可惜他的这一逻辑没能打动西德检察官。法院判他2年零9个月的徒刑。整个审判期间，波斯特始终举止安详。当问到与我的交往时，波斯特回答道：
“沃尔夫将军待人和蔼可亲，又让人觉得若即若离。他乐于开诚布公地讨论各种观点，哪怕是与官方观点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他和我是一类人，身着剪裁合体的西装，谈吐风趣幽默。坦率地说，不是所有东德官员都像他那样。
以后许多年，他对我的这番描绘一再为各家报纸所引用，还附上一张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男人照片。此公当然不是我。到底是何许人，我始终不得而知。由于西德人找不到我的照片，这些报纸只好随便找个人将就一下，演出一场移花接木的把戏。
今天，波斯特摄影连锁店的霓虹灯招牌在前东德的各大城市中心忽明忽暗，和前西德领土上的其他波斯特连锁店毫无二致。我的这位朋友渴望市场经济有一天在东德领土上蓬勃发展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俩一生的悲剧在于，实现这一愿望的代价竟是我俩不同程度上所信仰的东德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
关闭边界意味着，我们情报局的工作方式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很不幸，也更加昂贵。同提供情报的人接头，间谍的往来旅费以及发展新耳目都需要外汇。而外汇却越来越难搞到手。向间谍提供技术帮助，购买侦听器材、高频无线电放大器、译码机和其他我们迅速落后于美国和西德的设备也离不开硬通货。最佳的办法是买一台最新设备，然后仿造。然而几乎所有这类设备都被列入美国人控制的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单子里。我们必须想办法通过关系搞到这些设备，又丝毫不留痕迹。此外，报销潜伏在西德的间谍的各项花费以及拉拢潜在的告密人也少不了外汇。这方面我从来不吝啬。西德人喜欢自己成为一国情报机构追逐争取的对象。出手越大方，他们越有可能受宠若惊，答应我们的要求。倘若我手下一位在西德的间谍设法结识了波恩某个政治家，外交官或商界人物并请他喝酒吃饭的话，他去的餐馆不见得很豪华或时髦，但肯定有档次，属于那种趣味高雅的有钱人去的地方。餐馆里的葡萄酒也得是上乘的。要让任何思忖是否向我们提供情报的身居要职的西德人感到，他是在与一个言而有信、财大气粗的机构打交道。我决不会像一些苏联同事那么抠门儿。他们对钱斤斤计较是出了名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
早期，我们为了应付以上各种需要四处搞外汇，并没有固定的来源。随着情报局编制的扩大，工作面也越铺越大。到了修柏林墙时，过去的筹款办法已不能满足我们的外汇需要。正是出于搞到外汇的需要，我结识了东德的金融怪才沙尔克。沙尔克身材魁梧，方下巴，宽胸脯，说起话来声如洪钟。60年代中，我的副手弗鲁克将军介绍我认识了他。弗鲁克任国家安全部庞大的东柏林司司长期间，曾与两位东德商人打过交道，一个叫戈登堡，另一个叫维施纽斯基。西德人一般以为东德没有私人企业家。其实并不然。只不过东德的私人企业家在社会上居于不显要的地位，并且受到国家的密切监视。到头来大多数商人都听命于国家安全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过有限的出口赚取到的外汇始终远远不能满足它的外汇需要。戈登堡和维施纽斯基提议，东德政府允许他们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向国家上缴一定份额的利润。沙尔克当时是两德间及对外贸易部里的一位踌躇满志的官员，与两人达成了这笔交易。利润提成部分经沙尔克之手转交给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用于资助西德和其他国家的某些政治组织。然而聪明过人的沙尔克决不甘就此罢手。从60年代末起，东西德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缓和。东德领导人利用对外贸易部内负责这项工作的原班人马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机构，由沙尔克负责。该机构的任务非常简单：通过一切手段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搞到外汇。
我们需要有一个熟悉西德股票市场、金融规则和隐含条款的中间人。沙尔克无疑是最佳人选。他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所欲为。与他打交道的西德商人和政要哪儿知道，沙尔克其实是国家安全部里的一名上校。他的真正老板是米尔克，同时还直接向接替乌布利希的党的领袖昂纳克和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局委员冈特·米塔格汇报。沙尔克成了一名“负有特殊使命的军官”。通过与情报局科技处的密切合作，沙尔克搞到了属于禁运物品的西德造计算机和其他高技术产品。我们局帮助沙尔克判断哪些西德供应商有可能愿意卖东西给东德。东德的工业部门和军方愿意出比市场价格高出一倍的钱。
沙尔克把他一手把持的这个机构命名为商业集团，简称科科。这个名字起得妙极了。不仅全名听上去体面，对西德人来说，简称听上去也很活泼引人，散发着时代气息。在沙尔克的领导下，该机构迅速扩大。沙尔克本人不久即以“捞外汇的人”远近闻名。
获取外汇的主要来源还是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德政府及一些主要教会之间的秘密谈判。我方要达到的目的非常简单：以人换货。对于到手的货，我们既可以自己用，也可以转手卖给别人，赚取外汇。1964年到1990年期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共释放了3万3千名政治犯和ZI万5千余名公民，让他们与家人团聚。与此同时，西德付给东德34亿马克。其中大部分钱经沙尔克之手。
1989年以前，除了酉德狭小的金融圈子内的人外，普通西德人对沙尔克的背景一无所知，甚至连科科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东德人更不待言。我个人主要通过莱比锡贸易展览会与沙尔克打交道。对我来说，这次展览会是从西德商人中物色潜在的发展对象的大好时机。展览会期间，我的副手弗鲁克将军负责国家安全部的所有情报活动。弗鲁克摆出一副玩弄他人于股掌之中的神态，无视情报工作之大忌，在豪华的阿斯托里亚大饭店进进出出，俨然一位贵宾。每天晚上都可以看见他坐在饭店餐厅深处的一张桌旁，身边簇拥着东德的商人和外贸代表，包括沙尔克。
沙尔克在国家安全部内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所有部门都有求于他，渴望从他这里了解情况，捞到一些器材设备和经费。这中间如果有人利用财会制度上的漏洞贪污易如反掌。1982年，米尔克和沙尔克同意加强对国家安全部与科科交易的管理。以前是国家安全部的下属部门根据沙尔克的推荐直接与西德公司打交道。现在改为统由沙尔克负责。每年，沙尔克和他的两位副手再加上我开一次会，研究下一年的工作安排。通过科科我每年可拿到大约100万西德马克，用于特殊采购。这笔钱不到我们局每年外汇开支的十分之一。其余部分来自国家预算。
国家安全部还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