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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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坐下来，画了一张草图，标明所有情报网之间的关系。这张图看上去像是一张巨大无比的蜘蛛网。我像当年学航空工程学时那样，在一张图纸上画了这张我自称为蜘蛛网的草图，上面用线条把所有信使、秘密据点和类似的内容联结起来，把可疑的双重间谍，情报来源和当地情报员分别涂成红、蓝、绿三色。各种方块和线条还显示了不同人之间的个人及工作关系。对一些疑难处和可能与敌方接过头的事例标有特殊符号。
对别人来说，这张草图好似天书一般。可它却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明确了下一步调查的方向和任务。弄清敌人对这一情报网渗透到何种程度至关重要。
我最终得出结论，如果西德情报机构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个情报网一网打尽。实际上他们可能还不至于聪明到这个地步。但这种危险始终存在。倘若这一情报网被破获的话，西德共产党面临的危险尤其大。我打定主意，与其等敌人下手，还不如主动解散整个组织，断绝与西德所有共产党耳目的联系。
我夹着这张草图约见了乌布利希。当时东德的所有情报部门都归他管。事先我向他强调了这次汇报内容的绝密性质。他于是邀我去他位于潘科夫小区的家里面谈，而不是在办公室召见我。潘科夫被东柏林人贬称为“城中城”。这位东德领导人家中的陈设反映出他木匠出身的审美观，中产阶级偏爱的结实耐用的家具上面刻有装饰性的花纹。
我在乌布利希家的餐桌上摊开草图，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的分析结果。我建议断绝与西德境内的共产党情报机构的一切往来。凡是与之沾点儿边的间谍一概不用。来见他之前，我和阿克曼谈过这一想法。他与我不谋而合。当时西德当局准备取缔共产党是我们做出此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1956年，西德正式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乌布利希对我们的建议表示赞同。从此以后，西德的德国共产党成了我们情报局躲避的禁区。德国政治气氛宽松后于1968年重新成立的德意志共产党同样也是禁区。
1952年，我们召回了在海外的间谍。哪怕是最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也受到“别墅式的软禁”和严厉的盘问。人们常好奇地问，我们对这一部分人使用了什么手段。当时主要对他们施加心理压力。这批人一向因为自己属于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同志组成的集体感到自我的价值和自豪。一旦突然不再对他们表示信任，他们的心理马上受到极大的压力，根本无需威胁或是正式逮捕他们。只需把他们当做嫌疑犯加以审问，根据他们的回答就足以使我们确认他们是清白的，而不是什么双重间谍。当然，他们根本不可能再被派回西德。释放前，他们曾受到警告，不得把这一切说出去。所有的人都对此守口如瓶。
他们中有些人曾在反对纳粹的斗争中表现英勇。有一个人甚至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关在法国的集中营里。一连几周，他被软禁在房间里，问题弄清后才被释放。有的人领到了退休金，有的则被分配到各省份从事一般工作，不再受到信任。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后，我们为大多数从西德撤回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并授予了奖章。布鲁诺·海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国抵抗组织并肩作战。撤回东德后，他被发落到马克思城的一家工厂当普通办事员。以后他曾任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副总检察长。他指责我解散德共情报网的做法与斯大林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式的残酷手法如出一辙。事实并非如此。日后他听说了像默库尔这样的双重间谍案子后，终于理解了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怨气未消。
少数几名“予以保留”的间谍没有被撤回，以后又重新启用了他们，但我们把他们与新的情报网严格区分开来。为什么要留下这几个人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发现敌人渗透的程度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西德的情报人员并不比我们多什么绝招。
第四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向成年，我也走向成熟
1952年12月的一天，我接到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的通知，去位于东柏林繁华市中心的中央委员会大楼见他。在入口处，我领到一张通行证。卫兵仔细检查了这张通行证和我的身份证。当年党中央总部大楼里并没有搞得戒备森严。大楼看上去也不大起眼。以后中央委员会总部搬到韦尔德舍尔广场后情况就不同了。不过即使在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这一阶层最终完全脱离了人民。
我来到乌布利希的外间办公室。他正在开会，但很快就出来了。衣冠楚楚，蓄着两撇向上翘的小胡子的乌布利希把我领到隔壁他的妻子，也是最亲密的同事洛特的办公室。我和洛特很熟，当年我俩在莫斯科的“德国人民广播电台”共事过。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乌布利希示意我坐下，然后把妻子支开。他以前见过我几次，所以省去了寒暄，直入正题。他的一贯作风是谈吐简洁务实，而且从不直视对方眼睛。
乌布利希面无表情地告诉我，外国情报局成立以来一直任局长的阿克曼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请求辞职。我知道阿克曼被解职并非身体不佳，而是乌布利希不喜欢他提出的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德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阿克曼因一段婚外情被乌布利希抓住把柄，被迫辞职。50年代的东德好似清教徒社会，婚外恋属大逆不道。
“我们认为，你应当接管情报局，”乌布利希说。这个“我们”来头不小。确切地说，它是指中央领导人。他既没问我是否觉得自己能够胜任，也没征求我对此事的意见。我毫无精神准备。当时我年仅20多岁，在党内地位并不高。我问乌布利希，外国情报局归党内哪位领导人负责。他让我直接向他汇报。
不到一刻钟，我又走在了大街上，脑袋里却仍是一片混乱。回到办公室，看到阿克曼下台后担任代理局长的施塔尔曼正在等我。我内心忐忑不安，不知他对这项任命会如何反应。像他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难道会心甘情愿地把权力让给一个飞黄腾达的毛头小伙子？没想到，他笑容可掬，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他打开保险柜，取出里面不多的几份文件递给我。研究文件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却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施塔尔曼把一串钥匙顺着桌面推给我，说：“没我事了。祝你好运！需要我帮忙，尽管说！”我赶忙出去买了套西装，准备第一天上任时穿。想到马上要坐到这张巨大的写字台后面，内心不禁喜滋滋的。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为什么挑选只有一年零四个月情报工作经验的我担任这一职务。不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刚刚成立，它的各级官员只能边干边学了。阿克曼显然推荐了我接替他。我的家庭背景以及与苏联干丝万缕的联系肯定也起了很大作用。有时有人问我，为什么我心甘情愿在一个镇压机构工作。首先，我并不认为情报局是镇压机器的一部分。其次，我的责任感，党的纪律以及冷战时期的需要也决定了我不可能拒绝这项任命。
50年代西方动辄指责我们不可能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理由是我们经历过莫斯科的大清洗，可以察觉出种种迹象。此话差矣。当年在莫斯科的生活经历恰恰产生了与此相反的效果。我们始终觉得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乃出于不得已。面对凶恶的敌人，他不能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二三十年代苏联国内冤假错案波及面之广，我们一直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以后扞卫苏联在东欧国家的战略地位时，我们无法识别种种谎言和狭隘的报复行为。
鉴于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处心积虑地阻挠我们在德国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这一方为了实现宏伟理想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暧昧的做法。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不停地找出新的理由为自己的这种行为做辩解，1989年才从梦中恍然惊醒。有些人称我们的制度建立在弥天大谎之上。我仍无法接受他们对我们说三道四。但我不能不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制度是建立在种种托辞之上的。
我接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后，乌布利希直接领导我们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1953年春天时，我们局已归威廉。蔡瑟领导。蔡瑟是政治局委员，兼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他阅历丰富，是一位受尊敬的东德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曾在中国执行过秘密使命。西班牙内战时，他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旅长。我们俩配合得很好。换言之，他放手让我开展工作。每周他只给我一小时汇报工作。还没等我讲到存在的问题，时间就到了。他笃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正在主持编辑新德语版列宁选集。他更愿意讨论这部选集的翻译问题，而不是听我汇报。他的写字台上通常堆放着这套选集的翻译手稿，而不是我们递交的情报。
1953年的复活节刚过去不久，我上任后的第一场大祸从天而降。我们局内经济情报处的官员克劳斯叛逃西德，成了第一个叛逃的东德情报官员。这件事后来被称为火山事件。我个人受到沉重打击。我由此意识到，新组建不久的外国情报局的安全还远远没有得到保障。不仅如此，克劳斯选择了一个假日周末叛逃，一连几天都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踪。西德反谍报机构因而有足够的时间从他那里了解到他掌握的潜伏在西德境内的东德间谍的一切情况，并动手将他们逮捕。而我们仍未意识到他们处境危险，更不要说想办法营救他们了。西德副总理弗朗茨。布吕歇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根据克劳斯提供的情况，西德一共逮捕了35名间谍。他这是夸大其词。我们决不会允许任何情报官员了解我们在一个敌国内如此多的间谍的真实身份。原来西德反谍报机构为目己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手舞足蹈，极度亢奋中误捕了一些无辜的商人。这些商人与东德有生意往来，可根本不是什么间谍。
克劳斯的背叛给我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至少6名卓有成效的间谍落入敌手，包括桑代克。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纪录片制片人，在这一职业的掩护下为我们搜集情报。桑代克出身于显赫的汉莎家族。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我们试图打入汉堡有权势的政治经济圈子里。克劳斯叛逃时他并不在西德，而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一个小圈套使他落了网。西德反谍报机构给他拍了一份通知他姨妈病重的电报。他一回到西德即遭逮捕。所幸的是，西德拿不出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只好将他释放。他回到东德，在我们这一边重新操起了拍电影的老本行。蔡瑟温和地责备了我一句：“米沙，你还太嫩了点。”
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彻底整顿了情报局。物色合适可靠的人选是一件费力耗钱的事。调查这些人选的政治可靠程度、社会关系和性格需要时间。我们寻找的是有政治觉悟的青年，信仰社会主义，愿意为祖国和我们的事业献身。至于潜伏的间谍人选在西德是否有亲戚我�
